斯密在《国富论》中赞扬了“马德拉斯及加尔各答协议会，在战争及商议上，就有好几次的行动，其果断与明智，有如罗马共和国最盛时代的罗马元老院。”（下，第210页）但随后，斯密马上指出，“他们的地位，如果在某些场合诱使他们干出那样宽宏高洁出人意料的行为，那末他们的地位，在其他场合促使他们干出和上述多少不相同的行为，亦是毫不足怪的。”（下，第210页）斯密“所要责备的，是政治组织，是这些人员所处的地位，并不是这些人员的品格。”（下，第210页）

斯密在这里区别了人的行为与人的品格两个概念，人的品格是一个内在的概念，他需要通过人的各种言行来反映出来，人的行为则是一个外在的概念，人的行为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品格，但是也可能不能反映人的品格。假设具有品格A的人的行动集合为B，A可以影响B，A与B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B=f（A，a）,存在环境变量a，使得人的品格不是决定人的行动的唯一变量，环境变量a对于人的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A与a对于行为B影响的权重也是随环境而变化的。因此，具有品格A的人并不一定具有行动B，相反，具有行动B的人也并不一定具有品格A。而经济学所关心的是人的具体行动，因此，人的品格并不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人的行动反而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所以一种制度只需要影响人的行动，只要一种“政治组织”可以让人所处一种地位，使人干出“那样宽宏高洁出人意料的行为”，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一种好制度，至于人的品格是好，是坏，人性是善，是恶，都不是一种制度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