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思考

这样来解决放弃相对价格的原因，加入文章分析的背景。文章分析的是落后的制度如何通过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进化的问题，将更好的制度的存在作为前提，将落后制度向更好的制度的学习作为变迁的来源，感觉相对价格的分析可以作为原生动力的变迁，而对于这种类型的分析不合适。这个逻辑如何？

对于，将组织作为制度变迁的代理人的原因，这是诺斯的观点，参考文献中列出来了，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的原话。另外，个人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够变迁制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逻辑错误。很多现实的制度变迁就是这样发生的，warsky能不能给出个人变迁制度的例子？除了在高度集权制度下

此外，由于我基本只认真看了诺斯的东西，想请教的另一个问题是，我这个东西还有没有跟其他已有理论相矛盾或者相一致的地方

谢谢warsky的提醒，我的确忽略了非正式制度的问题。

不过我仍然感觉将组织作为代理人比个人好。三次产业革命中个人变迁制度的问题指的是新的发明创造吗？那只是增加了制度的选择集合吧

话说得不重啊，说重了也没有任何关系。欢迎大家所有毫不留情的批判，这样才能够进步！

比如股份公司制、电脑的兼容制等等

谢谢nie版主，

谢谢大家提出的意见，

将原文修改如下；第一，限定分析的背景，为落后制度向先进制度学习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将先进制度作为学习的来源，避免十一楼提出的问题；第二，不仅是放弃诺斯的相对价格的或偏好变迁的问题，而是言明将诺斯的整个框架都不要，而自己构建一个新的框架；第三，限定分析的制度范围，限于正式制度的变迁问题，用以说明制度变迁主要是由组织引导的。

恳请大家指出这样修改后仍然存在的问题

非常感谢nie版主的提醒

不过，我已经首先错误的理解了诺斯的意思，将组织作为了制度变迁的主体，进而以为整个框架只是对于诺斯的理论的整合。直到各位的提醒才发现这种分析方法完全不同，但是我已经按照上述框架进行了大部分的案例分析，只有等整个文章完成之后再作修改。

再次感谢制度经济学版对我的帮助，如果不是一个多月前的偶然发现，我到现在还对制度经济学一无所知。

呵呵，其实关于制度变迁，杨瑞龙的权利中心的提法都是很发人深思的，虽然黄少安对其做了批评，但思路还是挺不错的，本人虽然不太认同，但很有启发。问题的关键是，第一个制度是怎么来的？本人想用演化经济学加主观博弈来分析这个问题，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

这里还要谢谢nie提供的pdf合并的软件，谢谢，很好用！

感觉第一个制度是怎么来的不是问题

因为好像早已经解决了

比如《经济演化》中提到的适应性学习。

西蒙通过满意规则提出的一种在达到满意之前的搜寻也应该会导致新制度的第一次产生吧

还有青木昌彦在《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提出的试错性试验

张曙光在天则的2005－2－4的论坛上，如此评价周业安的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你的理论不仅把制度的起源，也把制度的变迁问题解释了”

请大家在讨论制度起源问题的时候，先去看看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如果没有看过，请不要盲目发言

我抽个时间把张曙光先生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2集上传上来，张开篇的绪言写的相当经典，让人敬佩。第3集就不传了，因为是花我RMB买的实体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7 1:28:50编辑过]

经济演化采用的是演化经济学的方法

青木的书是演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

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个人感觉经济演化写的哲学色彩较浓，颇晦涩

经济演化的思想的是非常美妙的，让人如痴如醉

世界上没有根本不同的东西，你只要仔细地体会，就会发现它们多么的接近。不错，两者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甚至nie 也和我说，演化博弈抛弃了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而我的想法是，他抛弃未必是对的，我还想把小凯的内生交易成本的方法引用进来，而小凯的两难问题，我想用演化博弈来处理，另外，我觉得一些观点如新兴古典关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结论和经济演化关于选择论的结论给引进进来，使用演化博弈来给予耦合。哎，选了这题蛮累，看无数的文献都觉得缺什么似的，呵呵！

对了，各位兄弟有没有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and Winter ,1982)，帮我上传一个，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2 15:01:08编辑过]

关于组织与制度的关系

在制度经济学家中，对于组织是不是制度一直存在分歧。这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肯定的观点和否定的观点。持肯定观点的主要代表有：康芒斯、舒尔茨和拉坦等。康芒斯说：“制度——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指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合在一起成为经济研究上的一个较大的单位，根据英美的惯例，这叫做‘运行中的机构’。这种运行中的机构，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1]可以看出，在他看来，组织内的业务规则是制度，各种组织（如家庭和公司等）也是制度。舒尔茨也持组织就是制度的观点，他在谈到制度的类型时，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试验站等各种组织都当作制度。[2]拉坦则明确指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3]

持否定观点的主要是诺思、柯武刚和布罗姆利等。诺思明确指出，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组织是在基础规则即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制度类似于运动员的比赛规则，而组织则是运动员在该规则下为赢得比赛胜利，把其策略和技能加以组织或模型化的方式。制度是“基本规则”，这一规则不仅创造了一系列机会，也形成了约束，组织是在既定约束下为了捕捉这些机会以实现一定目的而创立的。组织的存在和演进受到制度的根本影响。[4]柯武刚与史漫飞也认为组织不是制度：“普通英语的习惯用法经常将这里所定义的制度与‘组织’混为一谈。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诫’和交通规则却是制度”。[5]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拉坦和速水将组织当作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提出了质疑。他说：“如果对制度的定义不能对作为‘便于协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则和准则’的institutions与作为诸如市政委员会、大学、教堂、农业研究所和其他政府机关之类组织的institutions作出区分，那么就有理由对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制度创新模型抱谨慎态度。……认为这个制度创新模型可以把市政委员会——或者市政办事机构同样看作是一个institution，就是否认该模型有任何意义。如果说想为市政委员会的变化建立一个模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为其建立模型，或者试图解释、预测的是市政委员会运行规则的变化，或者是它沿袭的确定我相对于我植树邻居的法定地位的规则的变化。”[6]

第二种观点即认为组织不是制度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各种组织内部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作为规则的制度，但组织本身不是制度，因为，组织机构往往是具体的。例如，微软作为一个国际上著名的大公司，它是一个典型的企业组织，我们能不能说微软是制度呢？显然不能。这里，人们所以会将组织看作制度，主要是没有将组织与组织制度区分开来。所谓组织制度，指的是有关组织这种主体的构造形式或结构的内部规则，它是不同组织区分开来的依据。例如，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所以不同，就在于其内部构造规则不同。同样是经济组织，由于内部构造规则不同，有不同的性质，有些是盈利性的企业组织，有些是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企业组织也因为构造形式不同而分为多种。如股份公司制度与独资企业的制度就不同。

布罗姆利下面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学校、企业和期货市场……这些组织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有界定它们的一套工作规则。一家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而存在只是因为有一套工作规则（所有权）定义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一家公司。期货市场、学校和医院同样如此。……在制度中有两类工作规则和社会组织有关：⑴通过社会其他部分界定一个组织的制度；⑵描述出组织内部特征的制度。这两类制度可以在权力授予法、宪法、地方法规、宪章或者组织的行政法规中找到。就公司的例子而论，第一类制度说明想成为并保持一个公司要遵循的必要步骤。第二类制度说明应如何指派雇员，如何保存会计记录，如何作出行政决定等诸如此类的工作。前一类制度通过更大的团体来界定公司，而后一类制度则决定公司的结构。”[7]

乐天对于组织和制度的讨论让人受益匪浅。

当初贴出的帖子和我现在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想提出一点对于方法论的新的看法。

在第4楼提到的方法论的问题，应该是本文的方法不属于warsky说的所谓的整体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是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可以将本文的构筑看成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理论之上的，正如诺斯所做的那样。其实，演化经济学的方法也是采用组织作为分析的单位，不过这也正是演化经济学同新制度经济学相比较为不清楚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强调这种以组织作为分析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理论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