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化下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及其选择
—— “国家理财”的本意：货币化下国家经济运行模式

本栏多篇文章说到“国家理财”，题目未必使人对其论述在意。世人，尤其是国人，能认识与理解“国家理财”真谛的恐怕不多。释义作副题，专作一文。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都将阶级斗争作为以往人类社会历史，其社会形态变迁的基本依据，这道理不错。但“官逼民反”的背后，所隐含的“国家理财”或“政权理财”的败笔，却少人能谈及。而在现代社会，未能认识“货币化下的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及其可选择的模式，就不能进入国家治理的“自由王国”。

商品经济社会的出现，源于社会分工。这么算来，商品经济社会已有几千年了。

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普遍性（共性）寓于特殊性（个性）之中。那么，马克思论述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危机”的现象，它的“共性”是什么？这70年来，世界为什么不再出现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中国为什么会莫明其妙的出现前所未见的词汇“流动性过剩”？

其结论都是“国家经济运行”。

“货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伴随着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同时出现。早期是“易货”交易，没有“一般等价物”。后来有了金银等，再后来，是信用、是是国家信用——货币。

绝不部分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货币形态的实质性变化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的关系。

除了原始社会，商品经济出现后，实质只需分为两种，一种是“实物信用社会”，一种国家信用社会或称“社会信用社会”。前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后者以凯恩斯主义为分水岭。

只提一个认识：如果“国家信用”能早点“发明”与实施，世界的历史会改写很多，“封建”的“皇朝”政制，或可更多的存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可以用“国家信用”的发明来容纳，并不一定要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从最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社会”并未改变过“封建社会”也实行的商品生产所需的社会分工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非得将还有一点生产资料的“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的工人才能建立——社会形态的进步，绝不是要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才能改变，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运动的源动力，人类社会形态这近几千年，反倒是一个异化了的过程。这有点扯远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生产方式或生产形态上，不能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换言之，只有在生产关系（不再是从“生产资料所有的形式”）的层面上，最终从“分配”的关系上，才能区分。

另一方面，当代“西方”社会经济运行会出现的问题，“东方”社会，转向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一样会发生。自然运行的商品经济社会，必定能出现贫富悬殊，故，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要靠制度的建设才能建立，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作了如上铺述，可得如下概括：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本质是一种货币经济社会，一种国家信用社会。现代社会的政治目标，已不能脱离其经济运行的“国家理财”模式。一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模式（国家理财模式），导向一种特定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制度。早前的一文，提到“国债不是债”，是一种共和社会的货币经济运行模式可采取的一个手段，可认为是“只有”社会主义社会（共和社会）才会使用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制度，可通过特定的经济运行模式（国家理财模式）进行表达。

（写于0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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