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K. Williams，秋风译:知识分子、道学家与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是站在法官早已下决心要判其死刑的的法庭。这些法官一心要终结它，不管你做什么样的辩护都没有用；在这样的法庭上，被告资本主义如果想救自己一命，唯一可以作出的辩护就是改变起诉书。 著名的经济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写下了上面这些话。他所描述的情景跟Lewis Carroll同出一辙；确实，“动辄就判绞刑的法官”（hanging judges）所鼓吹的怪异的“公正”原则“先定罪后控告”——让人不由联想到Carroll在心中之王（Queen of Hearts）审判心中之贼（Knave of Hearts）时提出的口号：“先判决后控告”。 熊彼特所描述的这种情景的不合理之处并不限于为定罪而寻找罪名。在上文所引述的那篇文章中，他指出，自由市场经济幸存的机会是很小的：“资本主义能够幸存吗？不能，我认为它不能幸存。”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案例说明了资本主义是一套非常仁慈的经济体制：就其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从而极大地减轻最贫困人口的贫穷和匮乏方面，资本主义创造了非常卓越的或者可以说是难以企及的记录。他断言，“资本主义过程，不断地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机制所固有的美德。”他幽默地说：“伊利莎白女王[一世]曾经拥有丝袜，资本主义成就的特殊之处并不是为女王们供应更多的丝袜，而在于逐渐地降低成本，从而使工厂的女工也能拥有丝袜。” 证实熊彼特 一直以来，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指控可谓变化莫测、彼此矛盾，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可以证实熊彼特的判断：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在为资本主义拼凑罪名时已经有点黔lu技穷了。在熊彼特的时代，最典型的指控是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大萧条、经济停滞和持续的大量失业。后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Murray Rothbard等学者发掘的数据则详尽地说明了，大萧条实际上是政府长达几十年干预市场的结果，而对这些事实、很多人却视而不见。在最新的研究中我们仍能看到那种自由放任导致大萧条的陈词滥调。大量研究也证明了最低工资法对于那些劳工的边际价值产生的后果，这些也被忽视了。 而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发表的《富足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则标志着反资本主义的批评正在发生着非常重大的变化，他的论点是：自由市场太有效率了，诱使男男女女为了过上某种奢靡的富足生活、为了在新兴的超级市场内显摆和炫耀自己汽车尾鳍而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今天最时髦的指控要么是说，像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生产的物质刺激等等这些制度，的确曾经是非常成功地解决短缺问题的好办法，但今天已不再需要这些制度了，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短缺”时代；要么说，贪婪的资本主义掠夺性地耗尽了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短缺，因而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有趣的是，这两派批评家还鹦鹉学舌地搬用对方的论据，全然不顾他们的论证实际上是彼此冲突的。 熊彼特关于自由市场的独一无二的仁慈性质的说法，在40年后也遭到了详尽的审查。实际上，对他的说法的反驳大同小异，都让人厌烦了，他们说资本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在不经意间提高了最贫穷人口的生活水平，但这仅仅是撞大运和明智的政府对其加以约束的结果；这种反驳滥调迄今并未得到有力的回应。 此外，这40年间，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试验都宣告失败。列举现在已经成为常识的理论是乏味的，我们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够说明问题了：在苏联的那种体制下，1/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结果生产的粮食却不能满足其2.65亿人口的需求；而在美国的体制下，只有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结果其产品却远远地超出其2.2亿人口的需求。这两种体制的优劣高下，不难判断。 一种莫名其妙的态度 想来确实是又滑稽又可悲，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公然无视这些引人注目的经验事实，一窝风地大胆选择了集体主义的“土地改革”，把一度曾经兴旺发达的农业搞到最后只能进口基本食品这样的悲惨境地。 顺便提一下Brandt Commission's 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这样的报告及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大量这方面的出版物，其扭曲的判断也值得注意：按理，他们很容易就看出，空想理论家们带给全体人民的持续的食品短缺是对“人权”的背离，或者是违背“社会公正”的，甚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特别恶毒的“剥削”形式。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得出这种结论，相反他们说，应该对这种似乎是要使所有人平等地贫穷的政策给予积极的肯定——这也是很多陷入意识形态藩篱（ideological captivity）中的西方知识分子作出的评论。 熊彼特笔下那些盲目地决定判处资本主义死刑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的那种奇异但可以理解的画面，就正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藩篱”，这一现象确实值得仔细地思考和讨论。为什么这种多知识分子和道学家会如此毫不犹豫地、不间断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讽刺的是，即使是最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也会说，这种体制再不济也是迄今为止除了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未经实践验证的、仍值得质疑某种社会主义体制之外最好的体制？ 再也没有比很多道学家那样根据一种经济体制如何有利于最贫穷人口来作出判断更不讲理的了，其不讲理之处在于：那些运用这种判断标准的人几乎是本能地憎恨某套体制，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事实已经证明，恰恰是这种体制能够最好地实现他们最珍视的目标。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憎恨自由市场的情绪——这种憎恨是无法用关于生产能力或某种经济体制之社会后果等这样一些简单的、实际的不同看法来解释的——必须尽力地予以理解和研究。 “知识分子”是什么人？ 有很多人想对声名狼藉的“知识分子”一词给出定义，然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或许可以说，最好的一个是哈耶克若干年前在他那篇相当著名的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中的说法：知识分子是做观念生意的：“他的职业所要求具有的条件是能够随时就广泛的问题说说写写，他处于特殊的位置或具有特殊的习惯，借此他能够比他的受众更快地掌握新的观念。” 哈耶克进一步说，当代确实有很多专业和活动都属于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并不仅仅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讲者、政论作家、电台评论员、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都是传播观念的能手，然而对他们所正在传播的思想的实质却经常是一知半解。这个阶层也包括很多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形成了阅读和写作的习惯，他们成为传播他们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新观念的人士，而由于他们拥有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专业知识，于是，大部分人都是怀着敬畏之情聆听他们的言说。” 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描述本质上跟Fritz Machlup、Peter Drucker、Daniel Bell、Peter Berger和Irving Kristol 等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所谓的“新阶级”（New Class）的描述相同。Irving Kristol曾经雄辩地指出，自1970年代早期以来，西方国家最重要的“阶级斗争”就是旧的“商业阶层”与“新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新阶级的实力建立在知识产业基础上，是一个地位日隆的精英阶层。他评论这个新精英阶层的权力时指出，它“拥有通过通讯媒体、通过教育体系影响公共舆论”的能力，他继续写道，“这种影响力……甚至渗透到旧的商业阶层中，公司经理们去的正是新阶级的神职人员布道的教堂，他们的夫人阅读的正是新阶级撰写和编辑的杂志，他们的孩子上的正是新阶级教授们把持的大学。” 蛮不讲理的理由 也许“知识分子”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他本质上呈现一种规范性姿态（essentially prescriptive stance）。编辑记者、教师、牧师和作家更关注的是规定“应该如何”而不是描述“是什么”。即使在描述“是什么”的时候，也是从某些确定“应该如何”的规范出发来进行描述。更简单地说，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拥护和鼓吹各种价值。 Ayn Rand指出，与此相反，自由市场从根本上是不关乎价值的。它并不要求任何道德或美学的整全的观念，也需要思想上的美德，它不指向任何东西——不具有任何目标或意图。它无非是协调分立的个人的活动和技能而已，这些个人具有截然不同的目标，秉持着形形色色的价值。 但是，它确实显现了流行的大众的趣味和偏好。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群众欢迎的商品可以大批量生产并廉价出售，而只受到少数人喜好的商品当然也有人生产，但这少数人必须准备好付足够的钱。群众的趣味是可叹的。他们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而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觉得Abba小组的表演比Pablo Casals更好听，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更愿意为Johann Sebastian的作品而不是巴赫掏腰包。 一点都不奇怪，知识分子看到这种状态后深感不安、恐慌。就是不安和恐慌。知识分子和道学家公然抨击这种低级趣味、并企图改变群众的趣味，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不过，他们指责自由市场应为此负责，这种说法却绝对是蛮不讲理——这就好象要起诉雨中湿滑的路面和显示你发高烧的体温计一样地不讲理。 指责体制 然而，这种蛮不讲理的诱惑却是无法抵挡的。如果群众天生就没有趣味，肯定会招来精英主义的指责，而这种指责正是知识分子所竭力要摆脱的。而指责“体制”则又方便又保险，而这种非理性指责则伪装在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论点后面：巧妙地广告促销效应使普通人值得赞美的趣味和高尚的欲望腐化堕落了。不过，广告如果要想成功，就必须诉诸于人们现有的趣味，而任何广告，如果一眼看来就根本不可信，那么你再有技巧，也不可能卖出不能吃的食品、不能穿的衣服、不能用的工具，这一不证自明的事实却被很轻巧地有意忽略了，而无数的研究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太多的广告失败的例子，如果你的食品没有满足变幻莫测的消费者的口味，广告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这种故意无视基本事实的策略，能使知识分子一方面坚持那些实际上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而同时他们又能支撑他们错误的信念：假装相信自己的“价值”确实就是那些“普通人”的价值。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道学家总是觉得，受过训练的人有意识创造的、能够发挥那些被认为“道德上可敬的”人物的优势的体制，更有吸引力，自由市场却恰恰不是这样的体制。确实，自由市场的特点是秩序——它有效地协调无数分立的个人的技能，它自发地利用蕴涵在无数个体的全部信息，这些个人绝大多数人是永远不可能见上一面；它准确地揭示消费者的趣味和欲望，并凸显出绝大多数能满足这些趣味和欲望的经济方法，它在随机的行为模式中无穷无尽、非常“偶然”地显现着更有效率的满足人类需求的新方法——然而这种秩序却是一种自发性秩序，而不是有意识地人为创造出来的秩序。其精妙的合理性类似于语言的微妙的合理性：这种微妙的理性，不是任何个人或团体所能有意、自觉地设计制造出来的，是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所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确实，市场所协调的正是知识分子所无法分析的技能，所利用的正是知识分子所无法综合的整全的信息。 很多人随机的和非强制的活动构成了一种体制，这种体制公然蔑视有意识地模仿少数天才的体制，这从本质上对知识分子构成了威胁。当这种体制所“奖赏”的既不是最好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最终满足了群众的趣味和偏好的人——而这些趣味和偏好却可能是堕落的、愚昧的或庸俗的——在知识分子看来，它的威胁就更可恶了。 环境变化 知识分子对这种与人为设计的秩序恰好相反的自发秩序的厌恶几乎是无意识的，与此想关联的是知识分子偏爱与具体性相反的抽象性。知识分子对抽象的偏好或许比很多经济学家对抽象的“均衡”概念的狂热更明显。 这种概念预先假定有某个不存在一般人的易错性（fallibilities）的静态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过去和对人类未来的预期都无关紧要。有目的的个人的真正的现实则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寻求改进其处境：这个世界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存在完备知识，因而也缺乏协调性，但在这个世界中，学习是可能的，新的改进机会是可以被察觉到的，日益增加的协调是可以实现的；知识分子的抽象概念则恰恰无视这样现实的世界。相反，在不断变迁和革新的环境中人们有目的地行动的真实的世界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怪诞的世界；在这个抽象世界中，整个社会的协调机制都在知识分子的控制之下，关于这一社会之环境的知识也完整地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 任何建立在“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理论都无法拿到连续不均衡的世界中进行验证，这样不均衡的世界中，趣味、预期、技术、信息、机会、物质资源一直在变化，这正是米塞斯、哈耶克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伟大洞见。然而知识分子对抽象的狂热（及沉溺于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具体性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已经导致了对得出这一结论的论证的某种普遍漠视——尽管倒没人反驳。 Galbraith的世界观 知识分子对抽象的偏爱，在非常激烈地批判自由市场的人士——John Kenneth Galbraith最近出版的非常著名的著作中，却没有多少技巧性的体现。Galbraith本人鼓吹工资和价格管制，不过在Annals of an Abiding Liberal中，Galbraith却颇为大度地写到，那些反对他的观点、赞成回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学者，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他说，“如果是在古老的过去，这种意识形态还有某些正当性；充分就业均衡是保守主义教条的基础，无为（inaction）则是实现这种均衡的手段。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必须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诚如我经常说的，上帝是一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民主党人。” 如果我们不接受Galbraith的批评，那可太无礼了，这位教授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搞出一些修辞名堂，用宗教语言来描述他不喜欢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修辞技巧用到他自己身上，他的说法可以简化成这样一个迷人的命题：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的特征是“无为”。问题很清楚：Galbraith教授公然蔑视《简明牛津英语词典》（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重新定义了动词“行动”（to act）与名词“动作”（action）和“活动”（activity）。 这些词不再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比如木匠的劳作，垃圾收集者的跋涉或卡车司机的辛苦。相反，这些词现在是指某些人的抽象的反思活动：这些人可以决定人民“应该”认为什么有价值，可以命令男男女女们 “应当”获得什么，决定“应该”向球迷和影迷榨取多少钱以补贴芭蕾和歌剧爱好者的奢侈的趣味。 既得利益 当然所有经济学家中“最活跃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大军的成员，他们把经济看作是某种潜在地可加以利用但却总是百病缠身、不大听话的病人，老是会趋于较高的通货膨胀或失业率，而他们就像宫廷医师一样，时刻警惕着这个经济病人，并且时不时修修补补。(而这位病人所患的疾病，可以说正是医源性的——就是说，是在所谓的治病过程中给治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看法，当然毫不奇怪，宫廷经济学界肯定要排挤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用整洁的数学抽象来处理知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分子憎恶市场的原因是追求自己的创造者的阶级利益。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靠供职于公共部门谋生的，明白这一事实就可以理解，扩张这个部门的就业能给知识分子带来异乎寻常的切实的利益。 明白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利益，则新阶级之所以热衷于消费者保护、环保——当然还有——“向贫困开战”这些当代时髦的事业，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这样的命题——取消生产商进入市场的门槛、并运用一般的法律，就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为企业的利益说话的话，那么否定这一命题，恐怕就是站在供职于国家出资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人士立场上。如果说产业界和消费者在抵制那些增加成本的环保措施上有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新阶级的利益就在于创造这些环境保护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可以为其成员提供工作职位和政治权力。如果私人企业的参与者在主张提高生产能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有效和长远的办法时，反映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话，那么，那些管理复杂的福利体系的人则有充分的理由声称这种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知识分子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最激烈地批评新阶级的，却正是那些非常希望改善社会中最贫困和最易受伤害的人口的经济状况的人士。像Thomas Sowell教授和Walter Williams教授等黑人、美国犹太人经济学家都指出，而且是极为雄辩地指出，在一个“转移支付的社会”（transfer society）中，跟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获取的经济权力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人群更难具备必要的政治“影响”，而只有具有这种影响，他们才能从对政治敏感的再分配者那儿争取到实质性的财富。事实上，Sowell更进一步毫不留情地指出：“穷人是一座金矿，他们不断地被人研究、不断有人给他们建议、用他们进行试验、对他们进行管理，穷人帮助很多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从政府那儿搞到了很多资金，自己倒先富裕起来了。”说新阶级、职业“贫困斗士”（poverty fighter）的利益与他的服务对象的利益不是一回事，或许有点刻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却并非毫无根据。 强制平等：改造群众的趣味 反资本主义的神职人员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很特别的小群体，他们试图强加给社会的价值说来可能比其反对自由市场的同道们表现得更为露骨，不过两者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他们心里惦记的也是强制性地改造群众的庸俗的趣味；他们也发现“自发”的观念是对“有意识地指挥”的秩序的威胁；他们也更偏爱理想化世界的静态的抽象，而不是现实世界的动态的变化；他们也在一个由道学家有权规定人们“应当”获得什么、拥有什么的社会中有既得利益。 但是他们受到两样特殊的诱惑的驱使。首先，所有人在上帝眼里具有同等价值的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转化成这样的观念：某种能实现“平等分配”的经济体制要优于导致实质不平等的体制。除了解释“平等”概念本身面临显而易见的困难外，热心于“平等分配”的人士也必然要承认，在他的乌托邦中他有任意处置原初平等分配之物品的自由。 比如考虑一下一个由一千人组成的社会，每个人都不多不少拥有1000美元。这个社会的某个人凑巧是琼·萨瑟兰（Joan Sutherland，当代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假定萨瑟兰说，她要举办一场音乐会，任何人只要乐意放弃自己的50美元因而也就是放弃他可以用这50美元换回的东西，就可以听这场音乐会。再假定这个社会所有其他成员都乐意放弃这些钱（及其替代物品），听萨瑟兰唱歌，而不是把这50美元留在腰包或者去买别的东西。换句话说，交换完全是自愿的：每个人都交出他认为价值低的东西来换取他认为价值高的东西。音乐会的结果则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萨瑟兰拥有50,950美元，而社会的其他成员则每人只有950美元。然而如果认为最初的状态是“公平的”，如果物品的自愿交换也是正当的（如果人们没有用他们认为价值低的东西交换价值高的东西的自由，那么个人有权拥有任何物品这一点本身就难以理解），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最后的分配格局是“公正的”，但是已经不存在上面所说的“分配的正义”了。 善良的撒马利亚人 另一方面，这些神职人员从要求采取某种“善”的行动这种立场，轻易地转换为一个截然不同的要求：强制其他人采取善的行动；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而注意到这一点是有益的：所有神职人员的要求无不隐含着这种转换。邪恶的牧师和利未人（有趣的是恰好是个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Levite，Jacob之子利未的后裔，协助管理圣所——译者注）面对路上倒地的陌生人，只能听任他死亡，而一位撒马利亚旅行者（仍然有趣的是他是一位非常勤俭地积累了一些资本的商人）（Samaritan）则协助这位陌生人，掏钱让他在一个旅馆中有吃有住。现在我们假设信奉福利主义的牧师是一个“善良的撒马利亚人”，一看见有个倒地的陌生人，这位撒马利亚人非快地回到耶路撒冷，叫来罗马军队——强制向每个富商征钱，建立起一个援助受伤旅人基金。我们确实看不出这种策略有什么道德优越性，就此而言，它是强制的“善行”，强迫那些人改变了钱的用途而作出的善行。 被告能否要求举行听证？ 熊彼特正确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已经被带上了法庭，这个法庭的法官们已经“在密室中判了资本主义死刑”。但是他却没有说起过陪审团，不过确实存在着一个陪审团。当然，这个陪审团所熟知的，毋宁是原告所炮制的那副资本主义讽刺画，而不是被告的真相，不过陪审团只要不是过于热心地钟爱这幅讽刺画面，那他们也不会过于明显地对任何一方“知识分子”过于热情。 换句话说，这个陪审团可能已经准备好了要聆讯审判资本主义的这个案子——尤其是如果在审判中能够凸显，他们，即普通消费者，是自由市场的最终受益人和控制者的话，他们更愿意聆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普通的男男女女们对“利润管理”的唯一替代方案——官僚管理——已经越来越失去耐心。有越来越充分的证据显示，“转移支付社会”所要求的税收水平已经促使人们重新发现互利互惠自愿交换的自由市场的核心原则，不管这种交换涉及的是物品还是自己的未拆封的工资收入。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通货膨胀是根本不顾市场现实而奉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及国家有权不受控制地、垄断地控制货币供应的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时机已经成熟了——事实上已经有点耽误时机了——自由市场的参与者该介入理念的世界、推进自由市场了。公司必须开始着手支持那些挑战国家管制主义教条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目前还不为人所知。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已经是一种现实。法国的“新哲学家”(尤其是Jean -Frangois Revel和Bernard-Henri Levy)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一度是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学派”、货币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混战战场的各大学经济院系，近来也开始传来了支持市场的经济学家的声音了。持异议的知识分子，比如George Gilder，写出了引起广泛讨论的大部头著作Wealth and Poverty，就是维护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新的有趣例证。 把这些资料“转化”成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至关重要。而公司，不管是单独行动还是共同行动，也亟需资助这样的宣传活动。Michael Novak说得好：[自由市场]目前已经卷入了一场观念之战。指导这样的战争的方法和手段已经成功地为人们所把握到了——它们已经广为人知，尽管还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可资利用的资源……自由与多样化的氛围也都已基本形成。下一步就是付诸实施的问题了。 当下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时候，而民主制度依然存在着。“判绞刑的法官”一般是不喜欢这样的制度的，陪审团也不喜欢，就像有人所指出的，普通人是某种“错误意识”的不幸的牺牲品，这种错误意识不让他们弄清自由市场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经过启蒙的少数人，幸运地拥有“可靠的意识”的人士，能够认识到事实真相。仅由这些“真正的信徒”充当法官是不够的，他们也希望成为陪审员，最终也希望能为行刑者。 原题Intellectuals, Moralists, and The Free Market，本文最初发表时作者The Reverend Doctor John K. Williams是澳大利亚Victoria州Brighton市之 St. Leonard's College的牧师和经典教师。原刊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出版之The Freeman杂志1982年2月号，Vol. 32, No. 2.。秋风2001/5/7-7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