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无外乎五大动力，即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等。这几大动力在工业化加速时期特别是工业化中后期的社会和国家，都有各自特点。就我国来讲，第一，工业化没有完成时就开始了信息化。这在所有信息化国家里头没有过的，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个自然演变过程，就是工业化完成后，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我国现在是工业化并没有完成，但是信息化时代在全球已经来到了，这就给我国提出了挑战，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一个循序渐进自然成长的机会。第二，我国在农业生产率基础很低下的时候就开始了城市化。“三农”问题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按照国际惯例，只有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比较接近的时候，才能推进城市化。可是，在农业水平普遍比较低下的时候，我国就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又是一个矛盾。第三，从全球价值链下各个价值环节的空间等级体系来看，我国的整个国际产业链条中普遍处于最底层，但全球化的潮流已经把我国纳入了全球分工合作体系中。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和规避全球化的坏处，最终实现产业的升级发展就提前摆到了我们面前。第四，再从市场化来讲，我国的企业竞争力严重不足的同时，市场化已经比较深入。市场化要求企业有很强的活力、竞争力来配置资源。可是我国的企业在改革中，民营企业在发育中，国营企业在不断的体制变革中，相对来讲，都是不足的。中国的市场化速度相当快，可是我们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相当迟缓。所以现代经济增长当中最主要的五大动力，在我国的表现都不像经济史上发达国家那样，按照经济成长的自然逻辑顺序依次地发生作用，而是表现出非常复杂的交叉性，不是遵循一般的历史教条就能解决问题，而要求我们的发展必须拿出非常的智慧。也可能恰恰是这样，给我们中国以特别的机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双重转轨，两个使命，地区差异和城市化发展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实质上是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由纵观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农业份额下降并低于工业，城市则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和经济扩张的焦点，城市人口显著超过农村人口。中心城市和大工业的优先增长，对广大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增长极”的作用。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各自既是独立的发展过程，但两者又是互相伴随、交织发展的。城市化脱离工业化发展实际而超前发展，以至“过度城市化”现象较普遍存在，同时，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不适应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而落后于工业化，造成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发展相脱节，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我们对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发展的过程特征所做的描述是三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社会化、城市化、市场化水平虽然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二元经济并存阶段。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相互调适的发展阶段；在未来世纪之交的20—30年时间内，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应编结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扩张、结构调整与结构转换、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同步的新构架并依此逻辑推进。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发展战略是促进中国社会由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阶段进入结构高级化的发达阶段，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转化为现代先进的城市化社会。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具有完全的现实性和科学的可行性。

从地区二元结构的协调来说，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必然造成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发展的二元结构差距拉大。为了既保证经济较快增长，又防止社会的过大震荡，避免产生富的更富，穷的更穷的“马太效应”，必须选择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体制改革方式。这就是一方面借助市场机制，刺激已放开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开放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借助政府计划机制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再分配进行干预和参与，保证未放开的老工业基地、边疆内陆地区不发达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防止因区域结构的两极分化而影响全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区域经济结构的两极化发展。中国经济在区域结构上，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呈现一种差异化经济发展格局。市场化改革18年来，中国主要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选择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市化道路。不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小城镇建设虽然有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但是与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地区的发展相比，其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了。这种日益扩大的区域结构与产业结构呈现一种错位格局。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把加工工业、轻工业更拉长了，而基础工业的“瓶颈”更大了，而发展滞后的西部不发达地区恰恰是过去形成的国有经济、中央投资比重大，基础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大的地区。这些工业不仅是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更是全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不仅是影响西部自我发展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东部经济、全国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大问题。这种二元化的区域格局对国家体制改革和资源配置政策提出了挑战。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