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竟有些莫名惊诧：茅氏缘何突然提出这个命题？莫非有谁在“迫害富人”了？仔细阅完全文，我止不住洒然一笑，原来茅氏又玩弄了一回伪命题，他从头到尾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哪个机构、群体或个人在“迫害富人”。

　　不过，茅氏提出问题的方式倒很有一番考究，他首先提出了为社会病垢的“富人犯罪多发性”这一热点问题，随后开列了这样一个公众心理路径：“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逻辑预设，多少显得茅氏有些无耻，因为第一，关于“富人为富不仁”的社会心理，并非基于此。第二，这一逻辑预设，把此前社会公众一个严肃的话题变得委琐和阴暗，使其具有了明显的非理性色彩。

　　时间长短与财富多少之间有必然联系吗？没有，茅氏听说过有多少中国人在骂比尔·盖茨？如果按时间长短来看，他短时间累积的财富，非任何一个中国人能比，但国人鲜有骂这个一夜暴富的传奇人物；茅氏有听说多少中国人在骂刘永好？他曾是中国第一富豪，从时间上看，与国内其他富豪比，他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可是刘永好并没有成为谁的靶子。

　　那么，茅氏为什么会把社会心理往这一路径上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想回避另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一些富豪富起来的方式。最近几年，关于各路富豪通过行贿巧取豪夺，大肆瓜分国有资产的报道，时有所闻；关于一些低素质富人的嚣张与飞扬跋扈、做出令人齿冷的事的传言，不绝于耳。

　　而正是这些不正当的富起来的方式，和一些富人有损公众尊严和社会价值的言行，导致了社会对问题富豪的声讨与反思。如果真要说现在社会有仇富现象，仇的也不是富豪，而是问题富豪。

　　我想问茅氏一句：问题富豪该不该仇？你依据哪种理由认为这些问题富豪能给穷人带来幸福？你依据哪种理由觉得现在社会对富豪的保护不够？

　　事实上，与茅氏所说正相反，我们社会对富豪的保护并不是不够，而是太多：

　　与一般人比，富豪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媒体关注，富豪有更大的机会进政协参政议政，富豪有更多机会得到社会的各种荣誉和奖励，富豪有更强的实力购买比穷人多得多的服务（包括政府服务和金融服务）和享受。在犯罪量刑方面，即使与官员比，富豪也得到了额外的“优惠”。

　　对这一点，国内知名报人席文举深有感触，他说，从很多已经披露的经济犯罪案例看，问题富豪在行贿受贿环节一般是主动的，甚至是绞尽脑汁的，他们主动勾引官员犯罪被暴光后，在舆论方面，报道一般更多在指责官员；而官员的量刑，也往往比这些问题富豪重得多。此外，从事后的反思看，对官员犯罪，组织部门、宣传部门都有将其中典型案例在政府内巡回展示，并通过媒体扩大这一警示范围。你说作秀也罢装点门面也罢，可你看见管着这些富豪的工商联或其他什么机构，在这些问题富人被绳之以法后，开会反思过吗？搞过什么巡回展示吗？没有，我们至今还没听到哪个管着这些富豪的机构有此举。

　　在一个注重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富豪，我们关注穷人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变富，而不是更穷。不过，我们的社会不需要，也不欢迎问题富豪，问题富豪之所以能富，就在于他们是以非法手段谋取利益，这一行为不但损害了社会公正，还妨碍了其他人致富，也就是说，问题富豪不但不可能让穷人幸福，而且还在从物质和精神上剥夺其他人的幸福，在阻挠其他人变富。道理很简单，问题富豪通过非法手段谋取到社会资源后，就剥夺了那些想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这些资源的人的可能性。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高深，也不难懂，为什么在经济学界颇有声名的茅氏会虚晃一枪后，唐突地向全社会端出“保护富人”这道菜呢？其实捅破一层利益的纸，这里面被遮着藏着的奥妙一目了然：这样的言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强大而明确的购买需求。

　　今天的中国，利益已经高度分化，而且这些高度分化的利益，也引发了诸多严峻的社会矛盾，比如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待遇，比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这些有焦点意义的社会矛盾，无不在体现富人与社会其他群体的搏弈。

　　富人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舆论上的支持，所以他们纷纷通过捐赠、会务、甚至直接给报酬的方式，找各路专家为他们代言一些利益诉求，这些专家，当然不独只有茅氏，还有一大批，这其中言论最出格的，可能首推一个叫钟伟的学者，他在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时候，仿佛吃了摇头丸那样高亢地声称，自己“不知道老百姓是谁”。

　　其实，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钟伟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可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他就搞得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了，这个新闻特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由于有明确而巨大的利益诉求，富人们为通往这些诉求的道路上预支了巨额成本，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家，还是与富人博弈的社会其他群体，却并没有为此配置相应的对策，比如我今天牺牲休息时间，打了这么多字，不但不能带来一分钱的收益，而且还得罪了一大帮子掌握着各类社会资源的人，从“经济人假设”这个角度看，我这个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是非理性的：我不但付出了劳动没有收益，还为自己制造了一些掌握了丰富社会资源的敌人，甚至可能承受被一些精英妖魔化这一后果。

　　也许，正是由于旺盛的购买需求，才有茅氏不顾晚节，一再向社会抛出惊世骇俗的言论的壮举，因为如果说茅氏不知道这些言论会引来如潮的骂声，那是在侮辱他的智商，他所谓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有可能变富”，仅仅在藤讯新闻，不到24小时就打捞起来了近1万个回帖，这近万的回帖里，鲜有支持者。

　　整个来看，这其中的最亮点，不是茅这些话里究竟有哪些智慧，也不是他究竟已得到或能得到哪些人的物质或精神上的褒奖，而是茅氏说这些话的勇气。

　　对了，“需要站在社会大多数对立面的勇气”，这话，好象另一个风云人物-----张维迎也曾说过。

茅于轼：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可能变富
2007-05-26 13:29:02 深圳新闻网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最近几年接连发生了一批“问题富豪”落马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些落马民营企业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如此？企业家在转制过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还是个案？

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讨论背后可能有深刻含义。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看，反对者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财产合法化。

现在宪法中对于公私财产保护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对私有财产缺乏严格保护，就会给侵犯他人财产留下机会，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侵犯他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产。这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1980年开始颁布并实施，可是当年全国只征收了16万元，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缴税。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差距，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还有社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在现实世界中，比较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

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难道社会不需要企业家吗？当然不是。只是现在中国好的企业家太少！

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上没有了企业家将出现什么情况？那时劳动、资本、技术、市场不能合理地组合起来，就业马上就会出问题，经济将停止增长，那是十分糟糕的。企业家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

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

上面提到的问题，目前看来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解决，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但是光凭他们这点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们是撬动了掌有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才能为所欲为，达到他们那些低级趣味的人生目标。他们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怪胎，和企业家根本不搭界。

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对国 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作者：茅于轼

茅于轼简介

著名经济学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现任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