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企下岗和民工进城突显的的总量性失业浪潮还未平复之际,白领失业的隐忧又摆在面前，犹以近两年来大学生失业最引人注目。昔日本该踏入白领一族的“天之骄子”如过江之鲫，正忙碌着在人才招聘台前递简历，为了能留在大城市发展，北京出现了“零起薪”就业现象，在广州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次公开招聘中，13个环卫工职位竟然引来286名本科生、研究生争相抢夺。最后1名博士、4名硕士和6名本科生被录用。而刚毕业研究生向用人单位跪求一个职位的事，更令人唏嘘不已。

过剩而质优价廉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就业大军直接对已就业白领阶层造成冲击，特别是35岁以上职员的危机感最重，这批人面临失业的机会非常高，即将到来的白领失业浪潮并非危言耸听。

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指的是，因为产业结构特点，造成某些特定人群的失业率较高。中国当前的结构性失业表现为，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较多而技术技能型工人不足；较高教育程度的就业群体缺乏足够多的岗位。实际上，根本原因就是低附加值的加工产业面对的是两头多-低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大军与高教育程度的大学生，前者只能用来做简单劳动，而后者缺乏必要的技术训练而且不愿意加入蓝领行列。人力资源与产业结构失配，不仅加剧了失业，也使制造业近年来饱受劳力缺乏之苦。

在国内，白领通常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工作的劳动者群体。而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被称作蓝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劳心者”要比“劳力者”处在更高的社会阶层。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十年前还有大批的蓝领大军，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很多人都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在英语里“WORKER”并不特指产业工人，而是广义地代表“劳动者”。但是，随着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蓝领"正在走向消亡，美国"蓝领"在企业员工中的比重已低于2%。更多的产业工人职位被转移到了中国。同时，中国正在加速普及高等教育，现在的中国，更像是在重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代的路，因此，更多的高校毕业生从事产业工人工作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些待业的大学生能否顺利进入蓝领行列，也不仅仅靠传统观念的转移。产业的升级换代也非常关键。比如，在珠三角，太多的低附加值加工企业实际上并不能吸收多少大学毕业生。低端制造业如果不能升级，将无法利用这一宝贵资源。而制造业过快地向资金密集型转化，对就业的帮助也不大。这些人更好的出路是进入高新技术企业，而这类企业，在当今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所占比例也并不高，对大学毕业生的吸收能力有限。

国内没有完善的失业率统计，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数据来评估就业状况。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需要工作。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是800万左右﹐保守估计，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超过700万（包括新失业人数）。2002年以后又面临扩招后大学生毕业潮。《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新增的可就业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而就业必须在城镇才能得到消化，必须加快城镇化以缓解这个越来越大的缺口。

　　

高校扩招的争议

1998年开始高校扩招。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1700万人。仅去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达到413万人。其中近60%毕业生涌向了经济较发达地区。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人，2005年达到了79万人。

对于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冲击，社会和大学生都有很多反面看法。大学教育早已商业化，每个家庭为培养一个大学生花费不菲，甚至债台高筑，原本期望着毕业后能得到“体面”工作，把投资成倍赚回来，失望与愤懑导向了对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缺陷的声讨。而社会舆论也直指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不足。客观地讲，扩招后的高等教育软硬件和质量确实都有下降，而专业结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严重滞后使许多高校毕业生难以适应市场需要。但也应该看到，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高，从长期来看，对人口素质和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高等教育体制上的问题非常严重，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专门探讨。笔者想指出的是，政府在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这一政策的意义上还做得很不到位。高校扩招的目的是普及高等教育，最终要实现让“人人可以上大学”的目标。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大众化教育，培养的是合格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白领精英，这样做，可以让老百姓打消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实地选择成长的路径，同时，也可以缓解由于教育设施一时不能满足突然增大的需求带来的问题。

白领失业潮不是高校扩招的错，不要因噎而废食。

解决方法

解决结构性失业，固然可以有很多途径和方法。但是，我们回到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上看，经济结构问题方为始作俑者，笔者尝试从这一角度给出解答。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依赖于两个巨大推动力-加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其特征就是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中国处在工业化中期，制造业成为三大产业中比例最大的一块，而且加速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型，同时，显示出向技术密集型靠拢的趋势。

这样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步增加，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对就业率增加的贡献率越来越小。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陈志武，2007）。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经济学家胡鞍钢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带来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因素在2020年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为750万个，与20世纪90年代平均800万的水平略有降低。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而我们在服务业中看到了相反的情况，在零售业完全放开的一年以后，各种业态从业人数上升了约15%，国外数据同样显示，服务业具有吸纳就业人口多的特点。

从国家经济发展来看，也是先从农业经济时代，接着进入工业化时代，并最终进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伴随这个过程的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不间断的产业转移浪潮。过去的30年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渐次转移；下一个浪潮将是服务业由低端到高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有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未来的15年中，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率和老龄化趋势将对那些能够提供技能和外包服务的国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到2013年，美国的劳动力将为零增长，必然要把大批的服务业转移到具有较好商业环境和技能劳力价格优势的国家，中国这些年积淀的低成本高素质人力资源使其成为良好的承载体。

其实，邻国印度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印度已经承接了西方国家转移的相当大比例的外包服务，为其GDP贡献巨大，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三大产业的比例就是最有力的回答，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而美国的服务业则高达79.4％。中国努力的方向，无疑是进一步缩小农业比重，适当缩小制造业比例，而较大幅度提高服务业比重。

这一方向不仅是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就业的良药。中低端制造业虽然对于解决中西部低素质劳动力就业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低端服务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也毫不逊色。尽管高端制造业基本无法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但中高端服务业却仍对白领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并不是一个梦想。

白领进入服务业，即可以自己创业形式，也可以在服务行业就业。但国内服务业的成熟度较低，个人创业还面临各种障碍。如高税率，我国以77.1%的总税率，纳税成本高居世界第八位。政府在制订和落实有利于服务业创业仍做得很不够，创业准入门槛比较高。已有的优惠政策执行不到位，个别机构为了部门利益恶意执法等现象层出不穷。

在国家层面，仍然可以参考制造业对外开放的经验，大力引进国外服务业，抓住未来一二十年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趋势，进一步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服务业国际外包的重要基地，并借2008奥运会，提升服务水平和国际形象，吸引国外消费者将中国作为主要服务消费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逐步转型，国内消费能力随之逐步提高，国内服务业也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白领人力资源的直接受益者。

印度在引进和发展服务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印度的成功经验

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发达国家和中上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表明，农业占GDP的比重由于制造业的发展而不断下降，此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占到GDP的最大比重。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这反映在服务业，特别是在金融、保险、咨询、信息和通讯技术、教育、旅游和卫生保健业的爆炸性增长。

印度认为，这种变化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今后将是驱动印度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产业。大力发展知识服务产业将促进印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跨越大多数发达国家经历过的长期而缓慢的工业化阶段。

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976美元）。印度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在过去的25年中发生了显著的改变：1979~200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从39%降至22%；制造业的比重从24%提高到27%；而服务业的比重则从37%猛增至51%。印度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业从业人数的比重从64%下降到54%；制造业从15%升至19%；而服务业的比重从20%提高到27%。

到2020年，印度将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类型国家。印度打算用两种方式向发达国家提供服务：一是利用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提供远程服务（包括信息技术服务、外包服务、电子诊断医疗和电子教学，以及法律咨询等等）；二是吸引顾客到印度接受所需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旅游、教育服务，以及护理服务等等）。据估计，到2020年，前一项服务可使印度增加1330亿美元~3150亿美元的收入、创造1000万个~2400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而后一项服务可使印度获得60亿美元~500亿美元的收入、创造1000万个~4800万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