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
常崎，你要我走？Gary(徐信忠),你要我走？善利，你要我走？正飞，你要我走？厉老师，你要我走？王其文老师，你要我走？李久兰老师, 你要我走？说的大声点，说清楚点。维迎,是你要我开路! 我真在光华呆时, 你后来是多么地不爽啊! 我不想说出你低水平的苦衷.
1998年年底, 你们把我请来, 不就保证了主要是让我牵头办一个数理经济学的研究生班吗? 我办得多风光！维迎你表扬我到天上去了啊．我从不满足我的舞台：我在光华想做事啊，你们是两边都给我设置障碍啊，从不让我把硕士生扩大到三十人．现在还只是可怜的十五人．我只好到昌平去当本科一年级班主任，而要管教学的副院长朱善利帮我开车．而你们有谁愿意干我最愿意干的事？善利，我委曲你了：让你开了许多次车啊．后来，你们连本科生的班主任也不让我当啊: 说我把所有课都用英文原版教材讲,上得太深,砸了好多老师的饭碗......
为什么要谈钱啊？１９９８年我到北大的第一个月，维迎只给了我三千元人民币．我是非常感激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从来都是到处讨钱或用自己的钱在武汉大学办学（１９９２－１９９９）：你们有谁做到了？怪哉： 真正出了一个活雷锋!
王亚飞, 你有什么权利赶我走？你还代表光华在外面搞答记者问！你甚至不是光华正式的教师，好不害臊！你从1999年起就在破坏厉老师的院长职位. 你在饭桌上叫我和涂平学会搞政治，帮维迎搞到正院长职位。我会听你的？涂平都不听你说! 涂平说, 绝对不钻当院长这一狗洞! 我坚决同意!你算什么？曹远征在1999年就警告过你:不要跟人品有问题的人搞在一起. 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维迎一定要当正院长？活活地把光华折腾成两大派系．悲剧啊．１９９８年，我们两个人讲好了：我管宏观经济学，你管微观经济学．是你维迎活得忘了自己是什么了，是你维迎不想干培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才的苦差事啊．而我从１９８７年到现在二十年是从来没有变！我只好把自己的精力多放点到武汉大学的ＩＡＳ．当然，我还把时间尽量地挤出来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我难道还对不起中国人民?
我为什么不能免费地为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河子大学帮忙？你们到处当独立董事, 到全中国搞收费惊人的巡回讲座. 而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要我每年必须到中国教书两到三个月,
我对所有中国的学生是最好的了. 不跟我学的学生在美国申请博士奖学金, 我是最帮忙的: 如今年北大的沈吉(复旦本科)到耶鲁, 清华的杨明(南京大学本科) 到普林斯顿, 复旦的张爽到康乃尔, 我都是从世界银行打电话给许多学校外国的教授（中国籍的教授好说服）, 高度地表扬他们的成绩.我武汉大学的学生, 许多人不争气去投行, 我现在这几年都让他们去比较差的学校了.
最为重要的是: 我在北京大学呆的时间比许多光华流动教授们多多了!
你们许多正教授在光华呆的时间还不如我多(助教授和副教授不可能到处跑, 因为他们没有tenure). 不信, 请您问光华的前副院长朱善利和现任副院长武常歧. 你们还开后门搞学位班, 拉政府官员当兼职教授打钱……这些我是不好意思说多了. 请派一人去海淀税务局查一下便一目了然了.
在美国, 学院的院长能这样折腾他们手下的教授吗?! 美国的学院院长是服务员！在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里, Nobel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 对我, 梁小民, 何帆和全中国人民说过了:他当院长时，他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服务员．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在哈佛念博士时（１９８３年开始），他先是我的年轻的系主任，然后是我的年轻的院长．有一天下雨，他把雨伞给了当时才二十一岁的我,而他自己淋雨．后来有一次，他当院长后，在路上看见我穿的衣服太少，他在第一时刻便把他的西服扔到我身上．这也是他的风格：每次上课时，他都把西服扔在（不是放在）地毯上．你们这些院长大人连包都要别人拿! 维迎, 你还记得在中山大学的话吗:恒甫是绝对不给人拿包的．请问，有那一位Nobel经济学纪念奖获得者在中国要别人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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