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与软弱——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文章提交者：元流书坊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这是一篇很久以前就想看的奇文，但在二十年前，中国的文化政策还没开放到可以让一个普通的学生去随便阅读一个叛徒的临终遗书的地步。那时的大学，只有数的几本书可读，不光禁区仍在，而且出版也跟不上，文革刚刚结束，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百废待兴。人们虽然从红色政治运动的恐怖中走出来，但是不是过几年后又来一次“炮打司令部”之类的事件，当时谁都心里没底。图书馆里藏有少量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图书，但借阅还是受到相当的限制。一本洁得比《水浒》还要洁的《金瓶梅》也只能坐在阅览室，在好几个馆员的监视下来阅读。其他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大部分被批的反动书籍都已正名，但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反动的书，其实在政治上都并不反动，而且正好相反，像《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等等，不仅不反动，而且左得有些离谱。说起来，它们在文学史上本来不应该有多重要的地位，也正是有了文革的缘故，抬高了身价。

　　中国的书籍出版史，在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走的是一条极为畸形的路，这条路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甚至决定了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知识结构、情感取向等等。刘晓峰曾在《读书》中写过一篇关于冬妮亚的长文，描述了冬妮亚对五十年代出身的中国男子情感世界的影响。这一代的中国男人大抵都在内心深处被冬妮亚烧灼过，当冬妮亚投身于资产阶级时，激起的不是对冬妮亚的惋惜，而是对资产阶级的浓浓的醋意，而在醋意中又萌生出一种不由自主的向往。如果一种东西能够吸引冬妮亚那么漂亮活泼可爱的少女，那么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坏的呢？

　　上面一通都是题外的话。

　　《多余的话》在过去是篇禁文，也是瞿秋白被认定是叛徒的主要证据，其实，瞿秋白在写这篇长文时，已经对人生对自己看得很清楚了。看清楚以后，他既不想继续虚伪，博得个青史留名，也不想违心悔过，争取生机。总之，他不想两边讨好，或者说铁定要讨好哪一边。确实，国民党认为他是**的领袖，共产党呢，认为他是革命的叛徒。我想，他在写《多余的话》时已经充分估计到了这种后果，而且并不在乎这种后果。他只求对自己的真实，只想坦白，不想虚伪。我们不管他在政治上的那些评价，只就一个人来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就应该受到后人的尊重，他的《多余的话》就应该被奉为后世如何做人的经文之一。

　　他反复强调，自己成为共产党一个时期的领袖，实在是时势使然，并非自己的夙愿，而进入政治圈，完全是偶然因素所决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一个历史误会。他本来只是一个文人，而本意也只想做一名文学研究者，岂料，不知不觉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他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说穿了，还是性格中的软弱所致。这里面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当一种机遇来临时，是逢迎机遇，顺应机遇，还是拒绝机遇，逃避机遇？这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机遇为个人最终带来什么，对以后的人生道路的影响有多大。

　　就他自己而言，每一次重大抉择都流露出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态，这使我们想到古今中外由被动人格，所酿造成的种种悲剧。

　　瞿秋白是个性格软弱的人，这也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他爱豆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块软绵绵的任时代揉捏的豆腐。

　　他的软弱性格也可从留给后人的遗照中看出来，他的相貌文静清秀，完全是一副书生相，我相信，当时国民党在通缉他时，一定有许多国民党的小姐也在暗暗钟情他，正如五十年代的大中学生钟情反动的冬妮娅那样。

　　只讲人性不讲阶级性，会弄出许多荒唐的事，只讲人性而否定阶级性，最后会弄得自己很尴尬。

　　因为性格软弱，所以处事随和，情势逼迫上，就上，情势逼迫下，就下，当官或者下野，都是被动的，而最后的死也几乎是被动的，可以说，他的一生是被动的一生，只有提笔写《多余的话》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被动，而已无力回天。不过，即使在《多余的话》中，也仍然表露出一种软弱和被动，可以说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仍旧是过去的瞿秋白。

　　把《多余的话》作为一篇史料来读是种误读，它不是史料，更不能成为他是革命的叛徒或者宁死不屈的志士的佐证。这是一篇性情文章，是一篇用生命写就的性情之作，我们从中更多地是看到一种命运的悲剧，个人性格的悲剧和时代造就人的悲剧。这篇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血泪之作给后人许多的启示，如果我们用党派的观点，用纯粹阶级的观点来看，是看不懂的，只有不带任何偏见地作为一个人的临终遗嘱，作为一个人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对一个朋友流露出来的心底的沉重感慨，才可能理解作者的前后矛盾，理解他为什么会将这样一篇既不能讨好一方，又不能使另一方欢心的东西流布于世。这正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并不厌恶此方彼方，也不特别忠实于此方彼方，他对党派，对政治从骨子里抱着一种完全不理解的态度。虽然他曾经装作理解，被迫理解，或许一段时间他自己也自欺欺人地以为理解，但临到生命将尽的时候，他大彻大悟了，而且，他不光不愿意自欺，也不愿意欺人，他要用自己的笔剥掉曾经披在自己身上的那层不真实的政治外衣，他要亲自熄灭笼罩在自己头上的那道不真实的光环。我想，这就是他当时写《多余的话》的原因所在。瞿秋白是个聪明人，他也充分估计到了一旦这篇小东西流专后世，会得一个“多余”的评价，所以，就干脆命名为《多余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