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万静　实习生　吴娓婷　发自广州
　　
　　环墙的一溜纪实照片里，摄影家胡武功的一张照片看上去很像用图像软件做出来的———8个小孩贴在高墙中央，头一律扭向左边，伸着左手、左脚……
　　头发泛白的文学评论家李陀觉得这张照片“特别亲切”。在“2007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现场，他在这张照片前流连了好一会儿：“我小时候就是这么玩的，还不敢告诉父母，怕挨打。”墙是城墙，下面一层砖比上面宽出小半块砖头，小孩刚好能把脚侧着站上去———如果没站好的话，也会摔得很惨。
　　李陀小时候玩的那面墙是北京的老城墙———明城墙，为了“建设新北京”，它们在1958年后被拆得七零八落。胡武功照片里的城墙是西安城墙，是新修的。那张照片摄于1996年，当时西安正在大拆迁，胡武功背着相机四处溜达，打算拍下那些要被拆迁的楼房、民居。逛到西安城墙东段时，正好看到一帮小孩扒在城墙上，挺有趣，他就随手拍了一张。
　　胡武功小时候也爬过城墙。那还是在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之前。胡武功的印象中，那时的西安城墙“就是个茅草窝，长满了狗尾巴草、蟋蟀草，护城河里也都是臭泥”。孩子们可以一直爬到城墙最顶上，“夏天就在那儿抓蟋蟀、土蚂蚱”。到了1958年，随着城市建设的风潮，西安也拆过城墙，不过没有北京拆得彻底，一些地段的城墙还保留着。城墙砖被附近居民拿去盖了房子建了猪圈。露出的城墙土很“壮”，被挖走肥田。“文革”开始后，人们无心生产，城墙反而阴差阳错地残留下来。
　　1981年，西安开始正儿八经地保护、维修城墙，先填土夯实，再用新烧的城墙砖把土城墙包起来。胡武功1996年拍到的城墙，实际是翻新的老城墙。
　　二十多年过去，西安的城墙基本上都被包了起来，城墙上部都连在一起，长达28公里，上面还新修了很多箭楼。整个成了“城墙公园”，西安市的新景点———白天可以开着电瓶车在城墙上逛，晚上闪着彩灯，姹紫嫣红，煞是热闹。
　　在试图展现中国摄影30年历史的“2007年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中，像这样的纪实摄影只是展览内容的一小部分。但相对于更多的“观念摄影”作品，纪实风格、报道风格的作品更能引起历史的追忆。1976年“四五运动”现场的摄影者。摄影评论家鲍昆在《记忆·寻找·重构》一文中回忆当时：“北京的胶卷脱销，一些照相馆来冲洗底片的人排起了长队……这场摄影运动于是也成了后来新时期中国摄影展开的前奏。”
　　摄影家李楠的作品更多地被归类于“报道摄影”，他的目的是“记录人间生存状态有意义的瞬间”。广东美术馆展出的是他的“盲童系列”。李楠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瞬间”是一个盲孩子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旁边有两个小孩在为他拍手掌，盲孩子就凭借着拍手声辨别跳跃的方向。那是在一个中午，本来孩子们是应该午休的，李楠却听到楼上咚咚作响，上去一看，就是这个场面。
　　贺延光同样属于“报道摄影”。他自认是摄影记者，而不是摄影家，他更偏重于记录重要事件和关键时刻。《伤痛四十年》拍摄于2006年。照片里的老人叫王晶篧，镜框里的是他前妻卞仲耘。卞仲耘遇害于1966年8月5日，是“文革”中第一位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中学校长。王晶篧没法保护自己的妻子，只好偷偷买了一部海鸥相机，把浑身伤痕、死不瞑目的亲人遗体拍了下来，拍了二三十张。2005年底，老人托人将这些老底片冲洗了出来。贺延光拍下的就是老人看到当年照片后的神情。“摄影的记忆功能并不都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贺延光如是说。
　　　　

　　1996年，“挂”在西安城墙上的孩子。文学评论家李陀小时候也“挂”过城墙　胡武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