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和筛选，7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同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副厅级官员，任期为一年。相比此前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姜伟正式调入高检担任厅级领导的低调，高检如此高调任命3位法学家尚属首次。

据称，面对各种质疑检察机关宪政地位、取消和削弱检察权的声音及挑战，最高检决意培养自己的中青年法学家，以此捍卫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演进，国家机关各级官员的法律素质与法治需求矛盾日益突出。不可否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说，部分法学家从政将有益于中国司法实践。“政法系”的崛起势必与中国公民社会共同成长。而作为法律知识的拥有者与传播者，法学家既要下得了田野，不畏艰险，维护民权；又能坐得住书斋，殚精竭虑，潜心于学。如果有机会，可以“登庙堂之高”，为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言明自己的心声，同样是件播种希望的好事情。一个思想者，但凡凭着自己的良心与学识做事，无论是所谓“草根”，还是“庙堂”，其实都无关宏旨。

法学家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能否身居高位，而在于他们在“庙堂内外”、“台上台下”是否能够坚守自己的思考的独立性，是否能秉持良心以其知识产品让全社会受益。糟糕莫过于，法学家平生所学为敲门砖，一旦得遂心愿，便违背“法学家从事新政治”的初衷，沦为“服从旧政治”终于无所作为。倘使法学家们不能以法治精神济世，并且在观念上逐渐认同“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随波逐流，自然是其人生与社会的巨大损失。

近年来，经济领域同样掀起过经济学家从政、从商之热，然而，时至今日，许多曾为社会所寄以厚望的经济学家纷纷“倒戈”，成为利益集团的忠实代言人，甚至公然与资本合谋，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抛到九霄云外。

当然，这种“举例证明”并不能得出法学家必然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武断结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精通法律的人参政、从政，播撒法的精神，宣扬法的意志。无疑，这一切对于完成执政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改造都意义深远。

不过，具体到法学家“学而优则仕”这一现象，我们仍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其一，从目前来看，我们对转型期中国积习沉疴的医治，并非完全因为没有法律知识，而是在于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制度，即法律运行的环境。举例说，两年来部分“红顶煤商”拒绝从大小煤矿退股，显然问题不是出在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层面，而是出在法律的执行层面。

其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希望仍在于一个独立的、有创造力的知识群体的形成。反思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社会系统的政治学理论，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就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世界上许多惊世骇俗的法学巨著，的确是在官场之外苦思所得。过于注重“经世致用”、“临阵磨枪”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过往政治理论的短视，其所见证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政治。众所周知，孟德斯鸠当年是在卖掉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后，从此迁居巴黎、漫游世界，专心于研究法的精神的。

今日中国既需要精通法律者从政，又要精通法律者“在从政之外”，以其独立思考参与宪政国家的建设。就像我们需要精通医术的人入职医院救死扶伤，更需要精通医药的人研制药品，而且要从制度上保证这种不可或缺的“医药分离”。倘使一个医生只给病人开具自己配制的药品，而排斥或有意忽略其他药厂生产的药物，那么这种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同样会损害病人的健康，甚至贻误病情。

鉴于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有义务坚守社会公正的底线、医治社会的创伤、指明潜在的病理，我们有理由要求从政后的法学家们，不仅要有独立自由之精神、滴水穿石的信念，见证这个时代的法的精神与威严；更要有宽阔的胸怀，吸纳民间意见与胆识，促进中国国家转型与社会理性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