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时装有潮流、有主流、有时尚一样，经济研究经济学界也有主流。所谓主流就是跟随的人(学界)比较多，得奖的可能性大(一位留学归来的主流学者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只给主流经济学家)。就国内而言。主流学者一般紧跟国外的流行经济学者，紧跟ZF的政策宣传。他们是多数派。从哲学上看，有主流就有非主流。主流与非主流是共存的。经济学者之间是有差异的，对同一个问题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必然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大体上则可以分成正方与反方、主方与次方、多方与少方。当然不排除有经济学者认为自己既不属于主流，也不属于非主流。因此，划分主流与非主流是粗线条的。

主流是始终存在的，但主流研究者与非主流研究者的角色却是可能互换的。今日之主流学者可能成为明日的非主流学者，今日之非主流学者可能成为明日之主流学者。当然也有可能有人紧跟风向、时尚，终身是主流学者，有人逆流而行，不入主流、自成一家，终身是非主流学者。

把经济学者分成主流与非主流有利于经济学在竞争中发展。中国传统的观念是人分为好与坏、上与下、主与仆，这种划分具有很强的歧视性。而把经济学者分成主流与非主流则符合科学的要求，是实证而不是规范，不急于给学者下结论，进行这样一种划分打破了过去那种科学家应该是铁板一块的观念，形成了一种新的范式，促使主流与非主流学者都要努力地对自己进行革命、进行扬弃，达到双赢。

相对于主流经济学者、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者的主要特点有：

①发表批判、批评的意见远远多于发表赞同、表扬的意见。即使是肯定的观点，他们肯定的程度较低。比如当主流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已达到70—80%以上时，他们却认为不足50%。他们时常批评、批判其他学者或知名学者，甚至ZF、社会。他们喜欢泼冷水，他们瞪着审视的眼睛，他们始终进行冷静思考，有时被人认为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②他们特别重视运用数据说话。他们的文章很少没有数字的，他们对定量分析情有独钟。由于他们始终注重以实际出发，因而他们在研究中可能用词不太规范，不太符合所谓正统的经济学语言要求，他们的表述比较俗，比较直白，甚至借用民间语言。相反，主流学者往往用一些国外比较流行的术语，比较让人费解的语言。比如公司治理结构(笔者至今认为，治理一词与原英文一词并不吻合)，内部人控制，交易费用，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契约的产生效应，单边治理合约，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微微观分析，资金沉没于“慢”的投资工程，再贷款会带来事后有效，可证实的绩效信号门槛水平，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企业收益分为控制权收益与货币收益，私有股份公司中存在的缓解经理抵抗兼并的赎买机制并不存在，全体人民不可能用“赎买”的方式贿赂经理与官员，因为人民太多，创造出赎买积极性和能力的股东等(摘自所谓的阳春白雪的《经济研究》1998年7、9、10三期之内容提要)。这样的语言真让人匪夷所思，也许我们这些非主流学者水平太低，抑或落后于潮流？

③他们没有或几乎没有行政与社会职务。主流经济学者则兼职较多，甚至兼任的是实职。比如全国或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员或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或委员，全国或地方政协的委员或负责人，地方ZF的副市长，ZF的顾问，国有企业的顾问，高校科研单位的领导或中层干部，各种学会、协会、联合会的负责人等。据了解，有些主流学者的兼职达几十项、一百项之多，以至于有时一天要赶三、五个会议。

④非主流学者有较强的独往独来的特征。比如，他们不仅与主流学者没有往来，而且他们内部之间也往来不多，他们喜欢单兵作战，他们与官界、商界接触不多，他们很少承接什么国家课题(很少申请或申请不到)，他们的研究一般都是自费，很少或几乎没有什么资助，他们喜静不喜动。

⑤非主流学者的研究没有范围限制、没有程度限制，他们往往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认为学术研究无禁区，自由与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因此他们的研究常常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领域，有时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甚至数学、物理学等。他们的研究往往与时尚宣传的口径不一致，他们常常对法律、政策及一些定论指三道四。有时也常常传说他们中的XX人遭到了处理(封杀)或引起了某些领导的不满。

⑥非主流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往往充满激情，他们常常为民请愿，他们的研究渗透着良心、良知，他们特别关注并反映社会上平民百姓的意见。一些主流学者常认为：非主流学者是说了也白说，应该承认既定事实，存在即合理。比如在房改问题上，非主流学者认为现行房改维护了既得不合理利益，而主流学者则认为既得不合理利益已成定局，房子一半以上已经卖了，因此现在已不需要讨论住房制度怎么改。

⑦非主流学者偏爱抓实实在在的“小”问题，抓一些下里巴人性质的问题，抓一些主流学者不太关注的问题。比如他们研究民航票价问题，铁路及电信部门的垄断问题，统计数据质量问题，城市贫困问题，农民义务教育问题，等等。他们不研究那些所谓的虚空的经济学问题，比如，对学校图书馆占座现象的经济学分析，大猪与小猪争食的博弈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囚徒困境分析，经济学家致富，CGE模型及经济学数学化等。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文章一般不符合《经济研究》的“范式”要求(《经济研究》号称经济类刊物中的阳春白雪)。

⑧非主流学者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及偏上收入地位。他们不可能是高收入阶层，这是部分主流学者的专利。正如梁小民所说“现代经济学家已成为一种研究与传播经济学知识的职业。经济学家从这种职业中仍然是可以赚钱的。且不说他们的职业本身有丰厚的报酬(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教授年薪在8万美元以上，有名气的教授收入更高)，应邀讲课和写作收入也颇丰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自出版以来共出17版，畅销全球，版税收入有几百万美元之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仅初版版税就高达140万美元。弗里德曼漫游全球拍摄的电视片《自由选择》及同名的畅销书也给他带来丰厚收入。许多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曼昆、格鲁克曼等，都担任《新闻周刊》、《华尔街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稿酬颇丰。还有些经济学家在美国ZF、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收入都不少。成功的经济学家仍然是富人，只不过他们不是从商赚钱，而是从事专业工作赚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成为赚钱的职业”。当然，非主流学者的收入也不会在中等收入之下。因为，首先他们在处于中下收入阶层的广大百姓那里很有市场，他们在社会上具有黑马效应，因此讲课、稿酬(特别是与主流学者商榷的文章稿酬)的收入还是较高的。其次，他们都比较勤奋，效率高、产量不低。非主流学者爱财不贪财，他们的收入是取之有道的。当然在非主流学者里面确实有一部分人终身不爱财，他们甘于过清贫的日子，他们奉行的是十年磨一剑，因而评奖、拿稿费、挣讲课费等与他们无缘。

关于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者)，还需要特别指出如下三点。

第一，不管是主流学者还是非主流学者，他们都属于学者范畴。所谓学者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就是生产科学理论这种产品的人，学者与科学家等价。学者与工匠或工程师是一对范畴。学者为工匠提供理论，工匠为学者提供素材。学者务虚，工匠务实。有时学者通过务实达到务虚，有时工匠通过务虚达到务实。就经济而言，经济学者要生产经济理论，要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问题，探究为什么之类的问题，而经济工作者或经济师(比如ZF经济部门的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则学习经济理论，应用经济理论分析怎么干之类的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当然实际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有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角色，一段时期是学者，一段时期是工匠；有的时候，白天是工匠，晚上是学者，或者职业是工匠，业余是学者，或者职业是学者，业余是工匠。不过在任何一个时点上，要么是学者，要么是工匠，不可同时兼有两种角色。而在学者里分主流与非主流则是基于客观而不是主观，并非主观上、利益上主流学者与非主流学者存在矛盾，而是他们对客观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只是主流学者在人数(学界)上占有优势，是多数派。

第二，要区分经济学者与经济专家、经济顾问。学者与顾问属于社会分工范畴，代表着两种职业，专家则不属于分工范畴，它与群众相对应，专家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顾问，或实际工作者。一般来讲，学者分布于教学科研机构或为自由职业者，顾问则分布于ZF、企业部门，如总统经济顾问、企业策划等。经济学者通过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挣得收入，经济顾问则通过为社会中的具体群体服务来挣得收入，学者的收入明显低于顾问的收入。经济学者是和经济学科、经济学术、经济学问打交道，而经济顾问是和具体问题、具体机构、具体主顾打交道、经济顾问既可以经济理论作指导，也可以“经济术”作指导，主要借助于实践经验、个人经验为他人提供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客观的，也可以是主观的。例如可以利用科学管理基本原理改进企业运营，也可以通过避税等各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来增加企业经济效益。这有点类似于法学教授与法律顾问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人，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可以先做学者，后做顾问，或先做顾问，后做学者，也可以是白天是顾问，晚上是学者，或职业是学者，兼业是顾问，但不可同时拥有两个角色、两个身份，除非是做不拿钱的顾问。一般来讲，经济学者与经济顾问是两个不相容的角色，这是由这两种角色的利益上的矛盾所决定的。一般说，主流学者的顾问头衔较多。最近，有学者把经济学者(或学人)划分为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见金明善，《经济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P35—36)。实际上，依笔者之见，其中的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应归入经济顾问，方案经济学人应归入经济工作者。

第三，非主流经济学者民族感情比较强烈。他们信奉的是：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大众的，才越是高尚的；越是激情的，越是真正的人(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们对国外经济学家，崇敬而不崇拜。非主流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的命运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拯救，没有救世主，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搭便车，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矛盾是永久的，平衡合作一致是暂时的，和平是世界主旋律，但和平不等于矛盾消失，而是矛盾形式的转化，没有实力没有竞争力就不可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地位不可能靠谈判来争取，更不可能靠花活来争取，只有强大才有出路；任何发达国家都不会把最好的技术免费、低价或者高价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不可能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自己的竞争对手；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中心任务。但发展不同于增长，改革服务于发展，但不一定服务于增长，在一定时期，增长要为改革服务，在转轨任务没完成之前，改革是最重要的发展，只有改革才能带来可持续的发展；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国家安全，就不会有世界安全，越是全球一体化，民族经济越要重视，所谓民族经济消亡、国家边界消亡是乌托邦式的，没有科学依据的。

总之，非主流经济学者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坚信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断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认为对立统一、相克相生，主张独立自主、开放有度，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突出民本经济、持续发展，奉行坐冷板凳、作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