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永恒价值 薛澜

　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大学的崛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大学作为传承人类文化、维护社会价值准则、培育社会精英的社会组织机构，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机构以及虚拟大学开始向大学的地位提出了挑战。新的世纪，大学还可以自立于社会而永存吗？

校园大学的新挑战

　　尽管现在大学的学费越来越高，世界各地仍然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对大学趋之若鹜，即使是要经过极为艰难的种种考试或付出高额重金也在所不惜。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未来发展的通行证。

　　也许正因为如此，随着近年来知识社会的崛起，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其他社会机构开始向大学作为一种特有社会机构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例如，“摩托罗拉大学”，在这类公司大学里，企业员工可以受到系统的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这类公司大学已经从1988年的400所激增到1998年的1600所。当然，更受人瞩目的是以各种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大学或虚拟大学，如美国的西部州长大学、加州的虚拟大学、我国许多高校提供的远程学位教育等等。这些虚拟大学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校园，接受其教育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或其他现代通讯技术手段来学习。据两年以前的一个统计，美国当时已有900所这类学校，提供1200种学位，有700万学生注册。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几百年后，是否现在意义上的以校园为存在形式的大学将要消亡？大学有哪些社会功能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所有关心大学未来发展前景的人们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纵观大学发展的过程，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是过去的宗教权威、皇亲贵族，还是今天世界各国不同的政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大学的存在。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大学一直在提供着各种不同社会所共同需要的基本功能。

　　传授、研究、服务——大学一般功能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授知识和学术研究。从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书院到欧洲中世纪起源的现代大学，无不把这两个功能作为己任。中国的书院开始是作为藏书或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演变成一种由“学术大师”主持的教育及学术机构，开学授徒，聚众讲学，讨论学术。除了这些“民办高校”以外，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官办高校”太学和国子监等也在不同程度上起着这样的双重作用。

　　在中世纪，欧美的大学在当时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这两大社会势力中，通过教师行会的方式为自己谋求教学和探讨学术的自主权。

　　1810年，拿破仑在法国重建大学制度，为现代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并给予大学在各个专业领域研究的学术自由。但是明确把大学作为一种集研究与教学为一身的社会机构的提出，可能还要从德国人洪堡1810年写下的一份仅10页长的备忘录开始。这份题为“论柏林的知识机构的组织框架及精神”的备忘录导致了柏林大学的建立，并对欧美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当时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偏向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研究，很少考虑这种研究的实用价值。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杜鲁门总统的科学顾问范德华·布什著名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影响下，美国政府大力投资于大学的基础研究，才真正形成了今天美国的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研究系统。

　　近年来常常被提到的大学另一功能就是为社会服务。其实，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其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而美国大学在这一方面从未动摇过。其早期的大学大都是由教会创办的，目的在于很大程度上是要培养一批上层人士，把从欧洲带来的包括宗教的精神文化传宗接代。1862年美国通过的莫里斯法案规定美国各个州都以出售一块土地的办法，支持在各州建立一所新型学院，使得美国公立大学急剧发展，为各州的农业技术扩散、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现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技术基础。美国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更是执各国大学之牛耳。1887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哈奇法案在赠地学院和大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农业推广服务体系（Ag r icu ltu re Ex ten s ion Se r－v ice），目的是把赠地大学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这一做法的成功，为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农业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著名大学对军工研究工作的支持（如麻省理工学院在雷达等方面的工作）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形式又超出简单的教学和研究范围。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特曼创办了第一个科学园区——-斯坦福工业园，给大学为社会服务提供了新的涵义。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都在以其各自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中国的大学更是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独特环境下，以创办企业或建立科技园的方式，直接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重要发源地。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大学更是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的国际桥梁。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多样性恐怕没有在哪里能像在大学里那样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现代大学独特功能及当代大学的这些功能——传授知识、创造知识、提供社会服务，似乎应当足以使其傲立于社会机构之林。但如果仅止于此，可能还是难以避免本文最早提出的那些竞争。因为如果单纯从每一个功能来看，这些功能都不是不可替代的。例如，传授知识的功能就有可能被企业、虚拟大学，或其他社会机构（如培训公司等）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完成。而创造知识的功能则可能被企业或公共的专门研究机构（如许多国家的科学院系统）所替代。至于说大学所提供的除教学和科研外的有形社会服务（如技术转让等）也都有相应的企业或社会机构来提供。那么大学还有什么可以自立于社会而永存的必要呢？也许我们还要从更深的层次上去分析在承担这些社会功能中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本质上的不同。

　　大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学传授知识的功能越来越有可能为其他各种社会机构所代替。但是，未来社会对全面发展的公民所具有的素质的需要远远超出了对一般知识的掌握。这种素质首先要求受教育者具有广博的基础知识和某种专业技能，从而使其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增长和繁荣所必需的专业人才。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科的深入分化和交叉融合愈演愈烈。因此任何系统的科学和人文训练都必须在大学里在各个不同学科大力合作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目前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都在为提供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而竭尽全力。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中，学生除了主修像物理、生物、经济、文学等一个专业之外，还要跨越不同学科，从数量分析到伦理哲学，从自然科学到人文，从历史到其他文化的研究，都要广泛涉猎。

　　此外，在今天的社会里，知识的生产和更新正以前人所难以想象的速度进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愈加复杂。因此，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活跃的创造能力和建设性的批评精神，培养他们鉴别和获取有用知识的能力，理解及欣赏不同文化艺术及其他人类文明的遗产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很难通过固定的知识传授来实现，而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试验、交流、归纳而逐渐摸索出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独特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就是通过成百上千个案例的讨论而磨炼出来的。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与各个受教育者所在大学的传统积淀和独特的风格又息息相关，与受教育者的教师和同辈的学识和修养息息相关。它还需要从与前辈和大师们耳濡目染的熏陶中悟得。据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工学院有一个传统，让最有名的大师给一年级的大学生上基础课程，把他们一下子直接带到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开阔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与此同时，在今天全球化和多元化并行的世界里，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向我们不断提出挑战。例如，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如何解决由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如何解决由人类基因研究重大突破所带来的一系列生物伦理道德问题，这一切要求大学培养出来的社会公民不仅仅具有广博的学识、活跃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有完整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能够高瞻远瞩，超越自我，以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直面人生，作出独立判断，并勇于承担由此带来的社会责任。在这一方面，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提出一种现成的答案，但各国的大学都在不懈地努力。

校园大学——未来不再怀疑

　　如果说大学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方面所承担的职责已足以使其在林林总总的社会机构中立足，那么，大学在从事研究与为社会服务中所承担的独特的功能就更使其他社会机构难以望其项背了。大学总是处于满足现实社会的需求和人类长远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之中。但是，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和其相对独立的地位又使得这两种力量能够同时存在并较量，从而取得平衡和进步。因此，当大学似乎完全被卷入社会发展需求的滚滚大潮时，一堵无形的围墙总能够把大学与社会分开，使探求人类基本知识的湍湍小溪仍然能够顽强地奔流；当大学似乎成为高高在上的象牙之塔，企图逃避社会现实的时候，大学的社会责任感又会把它拉回社会，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淋漓尽致的写照。在中华民族饱受凌辱的时刻，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思潮在北京大学等中国早期的大学中蓬勃发展，使北京大学成为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但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西南联大的学者们又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培养了未来的一代学术英才。写到这里，也许人们不会再对大学的未来产生疑问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大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兴起，很多大学在忙于应付知识传授的同时，忽略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在为社会生产实践服务的同时，忽略了对基本知识的追求。如果大学只满足于知识的传授，只局限于为当前社会需求而服务，大学的社会存在价值也许就真会令人怀疑。1998年北京大学校庆时，江泽民总书记向中国的大学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中国也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大学，如何在知识爆炸的环境下超越知识的传授，在为当前社会服务的情况下与世俗保持距离，这也许就是新世纪中国大学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悖论！

　　薛澜博士　目前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同时担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管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创新政策，技术转移与扩散，科学园区等，他主持或参与了十多项重大研究课题，在国际及国内学术期刊多有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