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家发改委的同志告诉我，我牵头做的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报告将被递交给李克强副总理。这个消息让我有点惊讶，因为这份报告是我带着三个本科生（范梦雪、李伟溪、黄维）和一个硕士（刘映月）两个多月写出来的。不是我不负责任，是这个课题经费很少，我请不起专家教授来干活。而且给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接的时候，这个课题的定位是一个司局级的研究报告，给规划司他们写城镇化发展规划做一个参考。它只是规划司在做某一个规划之前需要做的诸多委托研究当中的一个，而且是经费比较少，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按道理，阅读者最高到司长副司长这一级。只要司领导点头说报告可以，那么它就算合格了。司长自己不一定有时间看，点个头，分发给下面的相关处室去研究。处长以下的工作人员看了，赞同其中的一些思想，在写规划的时候用得着，它就算成功了。

但最后报告做出来，先给处长看，处长说写得好，给司长看；司长又说写的好，给部长（发改委副主任）看；部长看了也说写的好，就交给总理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虽然只跳了两三级，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它不是什么内参，也没有特殊渠道，就是这样一级一级推荐上去的。

我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并没有要玩“三级跳”的意思。委托方发改委规划司也不会有这个意思。但跟着叶老师这么多年学习下来，还是遵守叶老师的教诲：不管钱多钱少、级别高低，只要接了，就要认真做；如果不想认真做，那就不要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

1.彻底的实事求是

除了这个基本的态度，还有一些经验，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彻底的实事求是”。

在研究刚开始、列研究提纲的时候。国际经验研究的部分，大家都觉得亚洲其它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中国比较接近，尤其是乡土观念和法治意识方面。而且刘映月也找到了一篇论文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新意，在提纲里面关于亚洲国家农民工市民化的有一节标题是这样写的：《非家庭化移民与公民意识缺失：东方文化传统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共同特征》。

这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名字起的很拉风。但是，后来这个部分的内容写出来，很空洞、缺乏实际内容，主要原因是材料不足，那篇提到这个问题的论文本身说的也不深入。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整理，最后还是文化背景、思想观念谈的多，实际案例具体情况很少，最后落实到一个问题上来：“这些东西对中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什么有益的借鉴吗？”

开会的时候我挨个问，大家都想不出来，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题目虽然拉风，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实际情况是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研究不深入、不具体，不能为了一个拉风的题目而保留一些空洞无物的内容。”——就把这个部分连内容带标题完全删掉。

第二个例子也差不多。我们以前大致认为印度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进程农民问题应该有很多值得中国参考的。但深入研究的结果，确实发现不了太多有用的东西——教训倒是很多，经验很少，基本找不出来。李伟溪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很多材料，做了一个汇报PPT专门讲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的进程农民问题，讲完之后大家一讨论：“对中国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有何借鉴意义？”讨论不出来，只能整个全部删掉，也就是我们花在研究印度上的时间全部白费了，一个字也体现不到报告当中去。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中东的几个国家，都删了。这样，国际经验部分似乎体系上也不够完整了，但最终我们的考量还是实际情况——也即受资料的可获得性、时间精力的限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否从中得出有实践价值的东西？

——不能为了追求体系上的完整漂亮，塞进去一些暂时研究不透、不实的东西，让这个报告从“结构上看上去很美”。这就是实事求是。

2.坚持用事实说话

以上两个例子还是形式上的，更实际的东西还是内容。我们完成前期研究写完提纲之后，开始写作。刘映月先开始写南美经验。她谈了很多南美经济增长的教训，以及自由化与非自由化之争等等，引用了很多国际国内学者的观点来讨论这些个问题。刘映月和李伟溪两个还伙同起来，在梳理流动人口政策的时候搞出来了一个什么新理论，名字内容我现在都记不得了，总之是一个新名词。

这两份初稿都被我否了，改都不要改，完全重新写。开会讨论的时候，我说了很长一段话，表达了撰写这种直接解决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的基本方法：

“我们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的，不是‘观点是什么’，而是‘事实是什么’。

你们要想想：我们这个报告要给规划司的司长、处长们看，要让他们从中受益。这些司长、处长们，在城市规划中工作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他们中有的人参与中国城市化政策制定的时候，你们有的人还在吃奶，有的人可能还没有出生。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凭什么让人家花钱来让我们给他们提建议？

如果只是讲观点、讲看法，你们的、我的观点看法，都没有什么价值。

比如，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司长说速度太快了，你说大家会听谁的？不要考虑官大管小，仅凭人家在城市化政策制定这方面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大家肯定觉得司长说的对——凭什么要相信你们几个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年轻学生？

那么，我们说什么东西说出来大家才会听你的呢？那就是事实。这个事情，我知道而你不知道，那么你就没话说了。哪怕是国家主席来，你说：‘拉美国家曾经制定过这么一个政策，如何如何规定的……我知道，你不知道。’他也没话说，因为他确实不知道。如果他信口乱说一通，大家还是不会相信他而相信你，因为你说的是事实。

我们资历很浅、威信不足，要让这些富有实践经验的中央政府官员听我们话，看了我们的报告会感到很有启发，甚至参考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来制定政策，我们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事实——在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了解了很多你们不了解或者说不够了解的事实。只要把这个武器亮出来，再大的官也不怕他。

这种事实层面的信息的多寡，我们不可能全面胜出。但农民工市民化这个问题很大很深，领导们一般都很忙，所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只要肯花功夫，说一些再大的领导都不能不服的话，这是能做到的。

所以，我看你们写的东西，不管是引用的国际国内的理论成果，还是自己搞了个新名词出来，都是不行的。你们还没有把事实理清楚、搞透彻，就先来说观点、搞理论，这是本末倒置。这种报告拿出去，就是招人笑话。

我们在研究事实的过程中，自然会接触到各门各派的理论。这些东西，它们的作用是‘启迪’，而不是成为‘依据’。我们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想，有些什么我们想不到的角度。但这些角度有没有说服力，最后只能是看事实。

所以，你们搞的新名词不能要，刘映月那个南美的经验总结也不能出现什么理论之争，像什么某某专家认为这种话一句也不能出现。你要先把南美的事实给我说清楚。这个事实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南美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进城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样的，第二，这个过程中政府制定了那些政策，这些政策何时何颁布，是针对什么问题、具体怎么规定的，最后起到了什么效果？越详细越细致越好，要落到实处。只有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你才有资格来说它有什么经验教训。即使你的经验教训总结的不好、不对、不够深入，你把事实本身说清楚了，也是一大成功，读者自然会从事实本身中得到自己的观点。

如果仅仅是事实，还不能算是研究。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这个。我们最后会有分析、结论、建议这些观点性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要最后出来，刚开始我们完全不要去管它，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去了解事实，把事情搞细致、理清楚，最后到了分析做结论的时候，要让我们的政策建议从事实本身中自然的‘流淌’出来。我们的结论，离事实本身越近越好，尽量不要绕弯子。事实跟结论之间的关系简单明了、一目了然。这样，赞同我们所说的事实的人，就很容易赞同我们的观点。”

那次开会我说了很长的时间，把上面这些话的意思又变着角度，换了不少事例反复说了好几遍，自己都觉得有点过于唠叨了才停下来。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给政府部门做委托研究，没有什么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坚持“彻底的实事求是”更重要的事情。有一些人或许认为，政府里面都是一群官僚，不懂得学术前沿理论，所以给政府做委托研究，一方面是要向他们普及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也必须拿出点比较玄的东西出来才能“镇得住”——比如一些数学模型之类的。总之让你看不懂——我写的东西你都看不懂，你还能不服吗？如果写的太实在，反而会遭人鄙视。

这样的认识，我认为是错误的。根据我多年跟政府官员接触的感觉来看，他们中除了一些腐败分子以外，都非常好学、非常务实，大部分都是在基层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同时又很注意学习思考、登得了大雅之堂的，才会被提拔到比较高的位置上。这些人外在的处世风格可能差别很大，但真正做起事情来都是一样的：非常严肃、极为讲求实效，而且思路清楚、头脑冷静，一些表面的故弄玄虚的东西，很难对他们起什么作用。

要让这样的人愿意耐心听你的话，并且影响他们的决策，在我看来，比较有普遍的行之有效方法只有两个：第一是你的官比他大，比他更有权威，这是我们这个体制下的基本规则，下级服从上级；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权威，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方法，那就是彻底的实事求是，也能让他们听从你的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以后，我就变得轻松多了。他们已经知道了该在事实层面下功夫。第二次刘映月拿出来的拉美国家经验，内容就很实在而且紧扣主题，思路清楚，没有太多废话。她跑到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把过去十年的《拉丁美洲研究》翻出来一点一点抠，有时候十几期里面只能找到一条有关的政策或案例，她又去把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历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也找过来，还找了一些拉美国家这段时期领导人的传记来看，从大量的素材里面抠出了不少拉美国家的很细的跟农村进城人口有关的具体政策和案例来了。然后把这些政策案例跟拉美国家的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相结合，很清楚的串起来了。这个工作，在以前还真没有人做过。

我们对国际国内的情况的研究，基本都按照这个标准来的。等大家把事实问题都研究清楚以后，我们再来开会讨论该提出哪些政策建议。这个时候开会，大家的头脑就明显清楚多了，而且说话也很有说服力。我一说到农民工的培训问题，李伟溪就说，中央那条政策是怎样规定的；范梦雪就说，成都市的培训券制度是怎样的，绵阳市怎样和浙江某市联合起来搞培训的，广东又是采用什么政策……，刘映月就说英国有个开放大学对农民工的培训是如何进行的，美国在研发针对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培训课程中采用了什么办法……这样讨论起来就很有实际内容，而且我感觉好像他们都成了我的老师，因为他们说的我有很多都不知道！虽然我跟随叶老师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化问题已经有十年了，但要具体到某一个问题，不可能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

在这些具体的事实上，他们完全达到了我提出的目标：“虽然你是领导，但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你得听我的。”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方面的实事求是，就是组织管理上的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