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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著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
作者的其它文章:《反思马克思:一种有良心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的职业政治家制度的一个思考(这是一种比西式民主制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吗?) 》
今天,国家发改委的同志告诉我,我牵头做的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报告将被递交给李克强副总理。这个消息让我有点惊讶,因为这份报告是我带着三个本科生(范梦雪、李伟溪、黄维)和一个硕士(刘映月)两个多月写出来的。不是我不负责任,是这个课题经费很少,我请不起专家教授来干活。而且给的时间只有三个月。
接的时候,这个课题的定位是一个司局级的研究报告,给规划司他们写城镇化发展规划做一个参考。它只是规划司在做某一个规划之前需要做的诸多委托研究当中的一个,而且是经费比较少,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按道理,阅读者最高到司长副司长这一级。只要司领导点头说报告可以,那么它就算合格了。司长自己不一定有时间看,点个头,分发给下面的相关处室去研究。处长以下的工作人员看了,赞同其中的一些思想,在写规划的时候用得着,它就算成功了。
但最后报告做出来,先给处长看,处长说写得好,给司长看;司长又说写的好,给部长(发改委副主任)看;部长看了也说写的好,就交给总理看。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虽然只跳了两三级,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它不是什么内参,也没有特殊渠道,就是这样一级一级推荐上去的。
我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并没有要玩“三级跳”的意思。委托方发改委规划司也不会有这个意思。但跟着叶老师这么多年学习下来,还是遵守叶老师的教诲:不管钱多钱少、级别高低,只要接了,就要认真做;如果不想认真做,那就不要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1.彻底的实事求是
除了这个基本的态度,还有一些经验,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彻底的实事求是”。
在研究刚开始、列研究提纲的时候。国际经验研究的部分,大家都觉得亚洲其它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中国比较接近,尤其是乡土观念和法治意识方面。而且刘映月也找到了一篇论文说到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新意,在提纲里面关于亚洲国家农民工市民化的有一节标题是这样写的:《非家庭化移民与公民意识缺失:东方文化传统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共同特征》。
这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名字起的很拉风。但是,后来这个部分的内容写出来,很空洞、缺乏实际内容,主要原因是材料不足,那篇提到这个问题的论文本身说的也不深入。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整理,最后还是文化背景、思想观念谈的多,实际案例具体情况很少,最后落实到一个问题上来:“这些东西对中国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什么有益的借鉴吗?”
开会的时候我挨个问,大家都想不出来,最后达成一致意见:“题目虽然拉风,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实际情况是对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研究不深入、不具体,不能为了一个拉风的题目而保留一些空洞无物的内容。”——就把这个部分连内容带标题完全删掉。
第二个例子也差不多。我们以前大致认为印度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进程农民问题应该有很多值得中国参考的。但深入研究的结果,确实发现不了太多有用的东西——教训倒是很多,经验很少,基本找不出来。李伟溪花了很多时间找了很多材料,做了一个汇报PPT专门讲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的进程农民问题,讲完之后大家一讨论:“对中国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制定有何借鉴意义?”讨论不出来,只能整个全部删掉,也就是我们花在研究印度上的时间全部白费了,一个字也体现不到报告当中去。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中东的几个国家,都删了。这样,国际经验部分似乎体系上也不够完整了,但最终我们的考量还是实际情况——也即受资料的可获得性、时间精力的限制,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否从中得出有实践价值的东西?
——不能为了追求体系上的完整漂亮,塞进去一些暂时研究不透、不实的东西,让这个报告从“结构上看上去很美”。这就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