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再理解
笔者认为，理解“战略性”的特指、杜绝过度庸俗化，需要从战略全局，现实与前瞻的权衡以及国际间利益关系等几个方面入手。
1.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关节点”。真正抓住了新兴产业技术变革的机遇，就启动、催化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的良性反应：由技术到产业，由产业到经济，由经济到社会，最终指向综合国力和民众福祉。新兴产业技术的生命力首先来源于其能够对价格信号长期趋势做出有效反馈。选择和发展这样的技术，可以极大地替代节约当前乃至未来最为稀缺的资源，打开新一轮增长空间，辐射带动经济结构全面优化升级。作为先进生产力标志的新产业与新技术，顺应了人本发展的社会需求，促进等级社会向扁平社会不断演变，改善劳动者生产与生活条件，带动教育培训、金融和社会组织进步。在创造综合国力的相对优势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质”胜“量”的特点十分突出。工业革命发祥地英国仅以GDP第三排名而居于世界最强位势，其依靠的是制造业、航海业和金融业等优势产业所带来的战略能力。
2.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前瞻性、选择性和把握性为行动基础。所谓“战略性”，首先表现在前瞻性判断之上，通过科学分析有关预兆，判断哪些领域可能孕育出一批可以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产业技术，又有哪些技术目前属非主流、不完善，但处于大改进和大完善的前夜；其次表现为要有选择性，避免全面出击，要从我国国情的紧迫需求出发，主要争夺的是那些对经济社会相关领域衍生性强，能够产生改变国运之战略收益的制高点。战略性还应建立在一定的把握性之上：所立足的领域厚积薄发，能够锻造出不会被轻易占有、转移和模仿的核心能力，创造出优于竞争者的效率和效能。
3. 相关培育活动将会引发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新兴技术产业为兵家必争之地。近50年以来，围绕半导体、通讯、飞机、超级计算机、网络化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赶超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相当激烈，像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战略性贸易”、“管理投资”等理论和政策手段因此大行其道。这一切源自新兴产业的固有特性：谁能抢占市场先机，谁就可能占据首发优势，率先达到规模经济，使产品成本快速下降、产品质量不断改进，技术标准迅速主流化，竞争对手生存空间则被大大压缩。因此，新兴产业竞争，往往与一国传统要素资源的关系较小，而与该国ZF、企业之间的战略性互动有较大关系。美国、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半导体和超级计算机领域的“争霸”就是经典战例。双方的反倾销、扩大准入、补贴与反补贴等“管理贸易”博弈不断升级；很快，贸易政策战扩展为两国科技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组合拳”的较量。美国ZF与产业和研究机构合作，通过改变超级计算机等的技术路线以及产业竞争的“战场条件”，最终在持续20年的“大战”中取胜。

为什么强调变革资源配置导向的变革？
从我国产业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看，论及“怎么”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无法回避资源配置导向的问题。
1.“资源配置导向”与市场竞争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市场是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强调资源配置导向的变革，绝不是否定市场的基本作用。然而，从不同的导向出发，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会有较大的不同。完全依据自然资源禀赋的市场竞争，很可能出现“较低价格”、“较低质量”和“过多数量”的结果。研究表明，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的竞争地位较少地决定于自然要素禀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和ZF之间的战略性交互作用，从这个前提出发市场就有可能出现“较高价格”、“较高质量”和“适宜数量”的结果。强调资源配置导向，就是强调通过采取某些策略、改善某些环境以及调整某些因素，在局部创造出与比较优势的不同的市场出发前提。
2.要害不在“生产什么”而在“怎样生产”。党的十三大（1987年）就提出“注意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九五”时期就已提出转变增长（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直至目前，中央判断“十二五”时期还将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攻坚阶段，实现目标之艰难与艰巨，可见一斑。改革开发以来，我国主导产业在80年代初以纺织业等代表， 90年代以电视机等为代表，2000年后中国已成为计算机、手机、网络设备的最大生产组装国。从最终产品形态、出口等显性指标看，产业结构变化很快，与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基本同步。从所得和所获上，中国以提供简单劳动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日渐固化，资源环境压力逼近临界值。这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分配。不能不问：新一轮的技术洗牌过后，中国的定位是否还只是新兴产业的“组装大国”？目前看来，形势不容过分乐观。
3.用老路子对待新兴产业这一新事物的惯性极大。不能否认，我国在促推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相关产品的集散之地，引进技术速度非常迅速，将发达国家挤压出生产加工环节的时间空前缩短。但是，不少地方还在沿用招商引资、简单拉动投资总量和GDP等短期的传统手段盲目大干快上。国内某些相关产业片段的竞争之惨烈已不能简单用市场规律来解释，单纯规模扩张导致了效益、利润乃至发展空间的紧缩，接下来又是重复甚或更低水平的扩张，产业已在“非良性”循环。但是，一些现象要引起高度关注。以光伏产业为例，我国企业大多集中在与晶硅技术相关的生产制造环节，60%-70%以上的产能体现为硅锭、硅片、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而90%以上的销售市场依靠国际市场。从今年开始，该行业毛利率大幅降低，不少知名“龙头”企业已在薄利和负利经营。不少其他新兴行业，如风能等也出现了类似兆头。
4.全新的国际条件和环境必然要求新的资源投放策略。工业革命以来的新兴产业发展证明了一点：即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必然的，但表现形式则大不相同。英国工业革命的经验、德美早期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或实践，乃至日韩上世纪中后叶发展电子工业的主要策略，都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环境条件的巨变而无法借鉴。当前虽然处在人类史上全球化水平最高的时点，但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签约国的一般性贸易和新兴产业贸易的游戏规则大不相同，一般性贸易自由程度高，而新兴产业则以战略性为主。对我国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与新时期举国体制构建之间，在运用世界自由贸易规则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与应对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竞争策略准备之间，面临着不小的抉择挑战。
总之，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共同定义为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毫不过分。

实现资源配置导向变革需要若干重大创新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马车”，新兴产业就是“火车”，两者的主体技术是互不交叉的、非延续性的。在历史长河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现壮大可看作渐进创新的日积月累，然而从政策操作、实业经营层面看，其中的跳跃和转折却最具意义；有时“游戏”的成功看似机缘的巧合，但营造新事物的涵养环境却无法被忽视。
1.观念创新：塑造领跑心态和达成培育共识。战略选择绝不容首鼠两端，没有观念上的重大变革，难有行动上的实质突破。培育和发展，绝不可能立竿见影。不计算技术本身的开发孕育期，蒸汽机的普遍应用大约花了80年，电力、飞机、计算机、因特网成为成熟产业所用时间依次大约为：50年、40年、30年、20年。培育和发展的重点在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普遍应用之间的艰难过渡。因此，首先要树立“成本与收益对等，风险与机会同在”的理念。技术模仿无须研发等巨大成本，但低端锁定、路径依赖严重；要利用产业技术不成熟、产业垄断未形成和商业模式未定型之机实现“赶超”甚至“领跑”，就要敢于先行投入，冒着失败风险开展探索活动。其次，通过深入反复的交流沟通，达成较为统一的行动共识。主要是完成发展新兴产业的有关“决定性力量”的观念转型。包括ZF政策制定者、发明主体、创新主体、生产者、供应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终端用户的决定性力量，不仅要认识到必要性、紧迫性，还要就主攻领域、阶段目标、风险应对形成“默契”，确保能集中火力、各个突破，保证各局部“胜仗”能打出全局“胜仗”。最后，改变以短期成败为标准的评判模式。允许付出和消化“学习成本”，营造宽松和良好的环境氛围。总之，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智慧，就表现为如何使各方主体建立新理念，形成真共识，从命令控制过渡为步调协调，最大程度地激发社会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2.路径创新：把自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作为首要选择。智力要素含量不足是中国产业病的总症状。技术引进消化虽然必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从外资引进入手，消化并拥有了玻壳、零部件直至显像管技术，但2005年前后跨国公司在大规模甩出显像管的技术资产之后，马上推出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国内对平板显示技术关注不算晚，上世纪80年代末就纳入863计划支持范畴；2002年推出首台全固态激光显示原理样机，2007年国内制成全球首台120英寸大屏幕激光电视，同年又研制成了140英寸样机。遗憾的是，中国这一行业的龙头企业由于未从自主技术源头抓起，而在观望、等待和跟随中错失发展良机，不仅负担了新老技术转换的沉没成本，而且滑向更加不利的分工环节。对一个国家或独立的经济区域而言，向外购买“智慧”和购买固定资产差别不大。要发掘知识的价值，只能在产业化活动中不断自行沉淀和积累，目前还未发现其他简便方法。自主创新科技成果从知识形态走向最终产品的道路，看似坎坷迂回，但却可以掌握发展变革的主动权，掌握配置其他生产要素的统领权。技术创新模式的日益开放化、网络化不但未改变这一点，反而迫使企业的竞争，从单项技术开发变为综合技术实力提升，从技术转化前移到技术储备。
3.机制创新：难点是破除我国科技领域之外的掣肘。提出经济与科技“两张皮”的问题已很多年，科技体制为此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今天，科技领域内部机制体制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还很严重，需要进一步大力推进改革。但是，笔者认为，制约科技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的主要矛盾已开始从科技体系的内部转移到外部。新能源能不能入网、“三网”能不能融合、新能源汽车配套服务是否能够建立，不存在特别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更不是由科技本身的体制机制所造成。我国自主研发技术转化的实际图景是：一方面，某些跨国企业利用我国市场经济法规还不完善之机，以超强竞争手段进行打杀；另一方面，国内经济领域的关键资源掌握者，以及新技术的“大客户”，持有排斥或不信任的态度，以国产技术不完善为由，通过一系列“弹簧门”、“玻璃门”的“巧妙”设计，扼杀了我国自主技术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殊不知任何技术从源头走向产业，其过程不可能尽善尽美，都需要经历不断的优化升级。无须违反WTO规则给自主技术以特殊照顾，但要让企业敢于去尝试承载这些技术的转化，在应用中去完成优化和成熟。固化的利益结构和认知模式是自主创新的最大敌人，如不能有效打破，我国的大量创新资源投入恐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4.手段创新：企业运营模式和ZF支持方式皆须尝试新战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原则，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抚育和起步极为适用。首先，原有订单生产型企业必须有一部分要主动转型，将关注重心从订单、采购、制造，转向研究开发、产品规划、市场开拓；企业内部机制从对流水线作业的科学管理转变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激励管理；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银行配套融资等融资模式，学会与风险投资、PE互利，乃至借助资本市场寻求突破；从与技术供给方的线性联接学会编织协同创新网络；竞争的重点从价格到质量，从产品成本到知识产权。其次，ZF要从宏观上架构风险分散机制。新兴产业技术路线、发展方向的模糊性和概率性正是其风险所在。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品型不下200余个：混合动力车、纯电动车、氢燃料电池车胶着并进；除最终产品不明确之外，无论是电池、控制技术、电动机等也都存在多种可能性。全球跨国汽车巨头对新能源车研发，目前还是保持局部开发、小批量探路、静待大局明朗的策略，广泛布局知识产权，高筑城墙，深挖陷阱。相比之下，我国企业财力普遍较弱，无法采用多条技术路线。这就需要ZF建立多元引导机制，营造氛围，鼓励能够承担风险的社会资本进行多路径尝试。最后，拓展技术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新能源汽车最终产品形态很大程度上既取决于世界能源结构的定型，也取决于一些关键技术能否突破，如氢动力技术。ZF可以超越单纯研发资金的补助，通过提供国际技术前沿动态信息等“窗口指导”等方式，帮助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确立各自主攻方向。

促成有利的国际化发展格局
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已经高度复杂化，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都无法“通吃”。任何闭门造车的企图也无法促成新兴产业经济的良性演化。保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放创新和协同创新，必是题中之义。但要看到，尽管国际贸易从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产品内分工，产业与企业的全球化、网络化和无边界化趋势明显，依然不能改变国家间的总体分工有不小落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各方获利与议价能力的巨大差异。在我们选择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应逐步改变过去形成的不对称格局。
1.启动国内市场重于利用国际市场。对经济起飞和赶超国家的研究，历来重视国际贸易的增长发动作用，基本结论是：“出口导向”模式的成功概率远大于“进口替代”模式。受此影响，在我国不少人仍认为“加工贸易”当作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首选方式。本文强调，一般的经济增长和培育新兴产业带来的增长，一般的贸易和新兴产业贸易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研究都表明：带来战略收益的新兴产业一般将先在国内兴起，然后才具有国际扩展的生命力。日本50年代开始兴起的汽车、钟表、机械工具、电视机等，一般是国内市场增长10年左右，才开始向国际市场渗透；70年代，电子计算器、复印机、传真机也要经过2-3年，源于英国、美国等大国的新兴产业也符合类似的规律。只有国内消费者、生产商、营销商、技术供给者等相关者，在新兴产品开发和持续改进方面形成良性互动，一国的新兴产业才有了厚实的社会根基，国内市场也将自然地延伸至国际市场。
2.学会在复杂环境下应对外部挑战。我国光伏生产企业多处于产业的中下游环节，目前在WTO框架下遇到的挑战是：受到美国双反（反补贴、反倾销）或欧盟可能启动的三反调查（反垄断、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而新兴产业上游环节的竞争更为激烈，除贸易政策之外，竞争政策、科技政策、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战略等直接或间接作用决不容忽视。在新兴产业壮大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各种无法预计的阻力：如专利海盗的“洗劫”、资本市场企业板块信誉沽空、由遏制意识带来的其他“潜规则”等。我国ZF行为和企业都必须通过学习和摸索，闯出一条即不踩“红线”又能借港出海、化敌为友的道路。
3.学会主要依靠民间力量抓外部机遇。新兴产业一般会在经济危机之后悄然崛起，而在世界性的萧条中，确有一些难得机会向“有准备”的国家招手。ZF应为机制灵活的民营科技企业，提供灵活的外汇制度，提供收购知识产权、战略物资的金融支持，发挥遍布全球的经济、科技信息网络作用，加快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等创新要素向民营科技企业集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真正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创新型国家背景下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结合问题研究》部分研究成果。项目首席专家：王元、郭戎；项目编号：11&ZD139）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投资研究所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