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陷阱”


　　一段时间以来，“中等收入陷阱”受到很高的关注。人民论坛杂志还通过对几十名专家的调研而概括出中等收入阶段的十个陷阱：“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这些其实都是常见“问题”，不适合称作“陷阱”。这些问题并非只存在于“中等收入”阶段，也同样存在于“低收入”阶段，有些问题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并且，许多问题在先进国家也会发生。美国20世纪60年代“校园革命”是典型的社会动荡和信仰缺失，70年代又陷入经济滞胀，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就业困难到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至于把“过度城市化”等问题也说成是陷阱，更是不着边际，因为这些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大凡能够被称为“陷阱”的东西，应是表面平坦而下面却隐藏着深渊的东西。人们认为它是可行的，深陷其中而不知晓。“苏联模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很多国家认为它是有效的工业化模式而争相模仿，结果一个个掉进深渊。在研究发展时，把一些常见问题说成是陷阱，只会妨碍对真正陷阱的识别。

　　现代化有它内在规律，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偏离这个规律而人为地追求数字增长，或偏离这个规律而去解决各种问题，都会掉进陷阱之中。结果是经济数字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现代化，而各种问题也是越解决越严重。“二战”结束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先后获得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目前的标准是人均产值3000-6000美元），有的还进入“中高收入”水平（人均6000-10000美元）。但这些国家距离现代社会境界总是有很大距离，各种病态现象也不见好转，原因是它们掉进了“陷阱”之中。

　　撇开苏联模式不论，现代化道路上还有三个没有被充分认识和重视的陷阱：第一是“大ZF”的陷阱。观念上把ZF看作是万能的，而ZF则习惯于大包大揽，涉足各个领域，结果是市场和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扭曲和抑制；第二是依赖ZF投资搞工业化和保增长的陷阱。它与“大ZF”联系在一起，常被当作一种立竿见影的办法，在急功近利政策的推动之下不知不觉地国有企业就膨胀起来了；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发展中国家总是害怕丢掉自己的传统文化，习惯于在传统中寻求安全感，因此，总是企图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结合而构建折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是各种抵制现代化的观念久久得不到改变。这三个陷阱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即，不按照现代化规律搞发展的陷阱。

　　“特例”与“常规”

　　“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了，世界上除了西欧、北美外，只有日本与“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个小小地区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它们是“特例”。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徘徊，这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是“常规”。


　　“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了，世界上除了西欧、北美外，只有日本与“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个小小地区进入了现代社会行列。它们是“特例”。而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徘徊，这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收入国家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中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是“常规”。

　　作一个比较就会看到，“特例”的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的规律，而“常规”则是掉进了三个陷阱中，是“陷阱中的发展”。

　　首先，日本和“四小龙”是“小ZF”特点。很多人习惯于把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解释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这其实是很片面的。日本虽是世界上制定经济计划的始作俑者，在战后仍习惯于制定一大堆计划，但日本的计划都是指导性的，ZF既不干预企业的生产，也避免发展福利国家。日本的税收在发达国家里一直是最低的，包括工人福利与终身雇用制度在内的所谓的“三大神器”完全是企业搞的，与ZF没有关系，ZF法律只保证劳动自由。韩国被认为是ZF干预经济最突出的，但韩国的干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国家扶植资本主义”。韩国的福利保障体系一直十分落后。台湾在经济高增长时期的经济自由度要高于韩国，ZF除了给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外，基本是不干预经济的。至于新加坡和香港，则一直奉行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传统。

　　相比之下，“常规”国家却是“大ZF”形态。20世纪30年代以降，拉美各国ZF积极涉足经济，一方面，ZF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改革和扶植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大包大揽地干预经济，导致外汇、金融与税收系统及商品与劳动市场长期在扭曲中运行。为了扩大就业，阿根廷甚至不惜随意增设官职和公务员编制，导致行政机构严重膨胀；为了帮助穷人，巴西等国还投资兴办专门招收穷人子女的大学、院系，但真正穷人的子弟进入比例却不到20%。东南亚国家的ZF也是同样，甚至强迫企业安排本土人职位。总之，“常规”所展现的是ZF无所不能的形象。

　　其次，在国有企业问题上东亚这个小地区也很独特。台湾的问题最大，在50年代没有像韩国那样把公有资产（没收的日本人财产）私有化，直到50年代末公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仍在50%以上。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台湾的公营企业一路下降。1966年，公营企业占产值的比重下降到45.1%，70年代中期下降到18%左右，1992年为11.6%。这个一路下降的趋势说明台湾的发展严格遵循了现代化的规律。另外的几个国家和地区50年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的国企占产值比重一般为7%，韩国常在8%。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与美国合起计算）公营企业占GDP也达到约10%。可以说除台湾外，日本等几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最“自由经济”的地方。它们的成功鼓舞了世界银行并刺激欧美抛弃凯恩斯主义而转向新自由主义。

　　“常规”国家则是沿着与台湾相反的路线前进，公有部门随着经济增长而一路扩大。拉美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力投资国有企业，70年代达到高峰。那里的国企腐败严重、管理糟糕，生产力剧烈波动以至于无法依据产值来计量。1980年，墨西哥国家资本占投资总额的45%。阿根廷和巴西也是全方位的国企垄断。70年代，阿根廷有1500多家国有企业，控制着金融、基础部门和上游产业，还延伸到电器、饮料、制糖等领域。巴西国家直属企业和地方ZF直属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公营企业无数，1980年仅393个国家直属企业就占全国资产总额的48.2%。其他拉美中小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其三，在战后发展中，日本和“四小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寻求文化自我的倾向。台湾所坚持的“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调和。而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是以现代价值观为主流思想。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英联邦国家新加坡就不用说了。日本与韩国在战后为美军占领，几十年的美国影响使它们成为亚洲最西化的国家。相形之下，“常规”国家则总是在纠缠文化问题。拉美地区的天主教一直反资本主义，后来又从东欧输入了左派思潮。东南亚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虽然左派思潮没有拉美那样流行，但是传统的宗教信念、庇护观念、血缘部落意识等等均十分牢固。各国ZF也不愿弘扬现代价值体系，企图调和传统与现代性而建立新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就难免导致文化观念的杂乱混合状态，支撑了其“大ZF”行为和国企不断膨胀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