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刚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其闪光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长留人间。作为学生,纪念他最好的办法是真正掌握其学术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张先生学贯中西,造诣精深,涉猎广泛,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或发展经济学)创建、新发展经济学创建、农业经济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以及熊彼特其人其思想的探讨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更是蜚声中外,历久不衰,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主要体现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中外学者对这部经典名着中的理论观点及其贡献,已进行了很多介绍和评论,本文不再赘述。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特就这一理论为什么历久不衰,谈几点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正确的出发点——既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又着眼于发达国家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与其正确的出发点分不开的。

说它立足于发展中国家,是指这一理论是从当时中国现实出发的。尽管此书的形成时期尚未有“发展中国家”这一提法,且中国当时尚未取得完全独立,但无论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还是从国内状况来看,中国无疑在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张先生在撰写此书之前已有对当时中国现实的深切体验、丰富的实感和许多的初步探索,所有这些不难从其早期的生活经历、社会调查和学术创作中理解和发现。正是这样的经历加上他对中国前途的深切关注,使他的理论探索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中,从而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说它着眼于发达国家,是指这一理论又是从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入手的。“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为中心目标,从世界范围来探讨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作者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中,向英、法、德、美、日、前苏联诸国,寻求‘产业革命,以来它们各自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基础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相结合,再加以严密的逻辑思维,使这一理论既避免了盲目将发达国家经验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的错误,又避免了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忽视发达国家的经验或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错误。而这正是许多中外学者常常自觉不自觉所犯的错误,比如上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中的?“线性增长模型”(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及曾经在我国流行的“离土不离乡”模式即属此例。

张先生将发展经济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发展经济学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狭义发展经济学指?“研究在已有部分发达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的情况下,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主要是归于狭义的。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既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状况,又要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经济社会结构相当的那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

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正因兼顾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同时以严谨的理论思维而总结出工业化的规律,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切中要害的选题——农业国工业化

选题的得当与否是决定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张先生毕生致力于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研究,他创建的新发展经济学也是以它为主线的。这一选题既切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要害,又切中了经济发展理论的要害,从而具有久远的生命力。

说它切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要害,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起点或现实基础就是农业国,即以农业或农民或农村为主体的国家。虽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呈现出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征,殖民工商业和民族工商业在二元世界格局的影响下已有相当发展,但传统农业文明仍是其主要现实,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农村人口及尚未被现代工商业真正吸收的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如中国在推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后农村人口仍占半壁江山。进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经济发展中亦往往遇到重重障碍,都可以从这一基本国情中找到根源。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它告诉我们:既要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及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又要不断缩小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提高工业化水平。这就需要严肃认真地探讨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的问题。张先生基本完成了这一艰巨工作。

其次,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或方向是工业文明。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工业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仍然是各国?(特别是落后的农业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尽管部分学者指出个别发达国家正在步入?“后工业文明”或“信息文明”,但工业文明仍然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现实,而且工业文明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现实的主宰,故最近美国还得强调推进“再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乃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发展中国家绝不可能自然地直接从农业文明跃至“信息文明”,即使强制地跃过了工业文明,也将是畸形而不完整的、缺乏生命力的。犹如我国过去在工业化阶段的选择上,直接从农业跃至重工业,导致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最后不得不重新调整,加强农业和大力发展轻工业一样。可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无疑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作为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的。

再次,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即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必然途径就是实现工业化。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必然引起经济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处理和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遗憾的是,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做到这一点。独立后,它们选择了“城市偏向”的高速工业化战略,这本是符合经济发展基本方向的,但过于急迫的心情和发达国家不适当的导向作用,使工业化的进程被扭曲了,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比如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农轻重、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最后导致了严重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与没有正确认识工业化的涵义、内容、阶段和速度等问题分不开的。可见,工业化的种种问题,正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而张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了上述问题,并进行了科学的探讨,可惜没有在我国工业化推进初期得到及时的传播。

说它切中了经济发展理论的要害,是指我们可以用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逻辑主线,来统率发展经济学。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尚未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尚处于摸索过程之中。中外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或以经济发展的要素为取向,或以问题为取向,或以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战略为取向,或兼而有之,大大降低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我们认为,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逻辑主线,可能是重整发展经济学的好途径,理由如下:

第一,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科技水平及非农人口的比重(或城市化的水平)等指标。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工业化。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过程中,由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工业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加速增长。科技的迅猛发展是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伴生物,传统农业文明是难以使科技突飞猛进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则是工业化的结果。可见,抓住工业化,就如抓住了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可以依此发现农业国(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国(发达国家)转变的一系列特征和奥秘。

第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据我们对张先生最新的工业化定义的理解,“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这一表述,可以涵括生产技术的变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新行业的不断创立、专业化或经济结构的变化、生产组织的不断演进等内容。如果加上其延伸涵义——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或社会制度、生活观念和文化素质的变化,则这一定义还可以反映发展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思路的基本思想。在发展经济学中占相当篇幅的资本形成、人力资源、技术革新、自然资源等内容,都可以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统率下得以说明。二元经济模式、传统农业改造战略、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优先次序选择理论等,都可以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统率下得以安排。至于以问题为取向的教科书,实际上是难以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讨论的。因为现实问题多得不可胜数,作为一门学科,其关键是要把握研究对象带规律性的东西。关于国际方面,则可以在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范畴中予以讨论。

科学的方法论——理论、历史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张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成功地运用了理论、历史与经验相结合这一复杂的研究方法,这是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之所以历久不衰的又一重要原因。

理论与历史(或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替规律的研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可以说是其唯物史观的血脉神经。理论、历史与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熊彼特首先成功地加以运用,其名着《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一书的标题就显示了研究的方法。曾就教于熊彼特并对其人其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张先生发展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导论”的开头,就表明“本书是理论的探讨,同时也是经验的和历史的研究”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而且成功地运用了它。

为什么张先生要用“经验”替代熊彼特的“统计”?彭明朗教授经过研究指出其主要理由在于:“我认为张先生用‘经验’去替代‘统计’或‘数学’的更重要的缘由,就在于对数学、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等学科在经济上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其局限性的看法,特别是不能以上述各学科去替代经济学。”(彭明朗: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读张培刚教授新着《发展经济学通论》,打印稿)我们在此补充一点理由:统计是一种量度分析方法,而经验则除统计内容之外,还包括质的内容。因而经验研究方法更能体现社会科学的特点。因为现实中有许多丰富多彩的经济现象是无法进行统计研究的,尤其对经济运行不规范、经济体制不合理及统计资料缺乏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