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的学者强调现代化是人类经济福利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高度发达（如R·R·帕尔默和J·科尔顿，1988），有的学者则认为现代化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新阶段（A·R·德赛，1993）。经济、物质、技术水平和人类理性本身的高度发达，当然都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现代化的关键。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人类经济福利、科技水平的高度发达，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人类现代化的外在的、直接的表现，而这些成就和进步，只有在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中才能取得。正如赛缪尔·亨廷顿（1976）明确指出的，“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M·霍尔朋在《政治发展的速度与代价》中也深刻地总结道，“现代化包含着人们用以组成其社会一切制度的变革，即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知识的、宗教的和心理的制度在内的变革。”可见，从本质上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进程。

制度可以视为人类互相交往的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制度的现代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制度系统能够促进、实现人类基本价值，能够创造丰富物质和精神财富，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的一种状态或结构。制度现代化是实现经济、科技现代化的前提，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是现代化制度变革的产物，正如诺斯所说，“(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本身,……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就不会简单地发生。”制度变革也是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促进人类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没有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法治制度的完善、政治民主化的进步，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平等、竞争、法治、民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理念。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党和人民几代人不懈奋斗的目标，但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了最广大人民、基层企业的积极性，资源大量浪费。高度扭曲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使得经济畸形发展，广大农村积贫积弱。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人治代替了法治，这些都极大地侵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实实在在的制度转型，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关键。

制度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因此，扫除现代化的制度障碍，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首要条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各现代化先行国之所以先后完成社会转型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两个多的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变革，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框架。他们能创造出现代技术文明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开发并贯彻了一套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了机会主义和权力的滥用（柯武刚、史漫飞，2000）”。我国现代化的开端，实际上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以建设新制度、实现国家发展为目标的。历史证明，没有制度变革，就不会有国家的进步。没有现代化的制度，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可以为国家现代化开辟道路。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只有制度的变革才能打破旧的社会局面，为社会生活确立新的方向，为现代化开辟道路，从而驱动整个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制度变革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是一个日益规范化、形式化、精细化、理性化、法律化的不断完善的过程。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最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这种发展显然不是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物质因素推动的。这里，制度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显示出来。

制度现代化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保障。现代化进程需要一个稳定、协调、有序的社会环境，而这恰恰是制度变革所追求的目标和其功能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因此说制度变革为现代化提供了保障。制度的变革使新的制度克服了传统社会秩序的封闭性和僵硬性，一方面有效地容纳和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又因此而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保证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发展。如果没有制度的变革，没有相应的新的制度框架，现代化的进程也就失去了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撑、失去了保障。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需要现代化的制度系统来做保障，现代化的制度可以为人们提供恰当的激励，从而激发广大人民的创造性和热情。现代化的制度也可以提供稳定、规范、透明的社会秩序，从而强化广大人民对未来前途、对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稳定的预期。

文明演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类命运。制度创新和制度改善是人类进步的根本途径。但是，推动制度变革、实现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完成的。而且，大规模制度转型所需的知识和信息量是巨大的，是人类理性不可能完全把握的。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的实践证明了制度转型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我国的制度现代化建设，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遵循逐步深化、全面推进的原则。更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两种能动性、抑制两种消极效应。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尤其是在正式制度的建设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供给者。政府提供的制度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提高政府制度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就尤为重要。为数众多的个人、企业是一个社会的构成细胞，个人、企业的活力、创造性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中的承包制、乡镇企业兴起等等都是由个人或企业首创的，然后才是经政府认可，并推广开来。因此，提高个人、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创新激励，也是实现制度转型的重要方面。况且，所有的制度的最终实践者，也正是这些最广大的个人和企业，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任何重大的制度变迁都不可能成功。

政府在制度供给过程中，政府目标与社会目标常常会发生冲突，政府的短期化利益、财政收入最大化、甚至是寻租，都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矛盾。因此，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抑制政府的短期化行为，抑制寻租效应，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是实现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对于广大的个人和企业来说，由于搭便车效应的存在，个人、单个企业往往缺乏创新的动力，这时候，提供针对性强的“选择性激励”，将会改变个人、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成本－收益对比，使之为制度的变迁提供初级的、基本的动力之源。

总之，在当代中国，根治腐败、规范社会、弘扬道德，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法治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真正需要的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市场导向的制度转型和实实在在的观念更新。物质、技术与人类理性的发展，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实现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只有制度的现代化、只有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善，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和本质。制度的现代化，将最终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它可能比20年前所启动的四个现代化更艰巨、更难以把握、更富于挑战性，但从长期来看，也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