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是德国乃至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在我们管理学领域里，他也是古典管理学理论学派里的代表人物之一。韦伯的管理理论主要代表作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韦伯庞大思想体系中宗教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代表作之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篇，标题为“问题”，对本书的研究任务作出了详尽的阐述。第二部分是下篇，标题为“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是韦伯对几类宗教进行观察后，得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第三部分是注释，这个注释长达100多页，比正文还要多。

如果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宗教理论不是很熟悉的话，必须先认真地研读一下这本书的导论。在本书的导论中，韦伯用了许多的例子说明了“理性”这个概念，并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他把这种贪欲称为“非理性欲望”，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并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只能在西方壮大发展起来做出了解释。首先，虽然全世界都存在有资本主义者利用暴力掠取财富的现象，但是西方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自由劳动下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其次，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一方面它依赖于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准的自然科学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和以其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最后，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这种法律制度和行政机关只有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资本主义在西方能够成长，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而宗教中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为这些理性行为发生这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在西方，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并且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都特别地赞成教会中的革命。这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是解除宗教对教徒的控制，而是用新型的控制取代旧的控制。反对以前松弛的控制，以一种更严格的控制来取得更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以加尔文宗教派为首，新教徒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因为他们强烈抨击旧宗教体制中传统的禁欲主义，把理想世俗化，获取利益的欲望更加强烈。正因为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渐渐萌芽。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从富兰克林的道德宣教中，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挣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尽可能多地挣钱,是和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受相结合的。第二,劳动是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是一项天职。个人应该服从于他的“天职”。第三,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新的精神。这些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对已经取得的成功永不满足。由此可见，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以禁欲主义、天职观念为内在特点，以理性地无限获利为人生目的的一种社会伦理。

虽然宗教改革家们没有致力于改造伦理观念、文化精神，但是不可否认，新教主义产生的文化后果很大程度上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本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宗教伦理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

韦伯在研究加尔文教和清教的发展进程后,他认为正是清教徒严谨的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促进了以理性生产和交换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励人们“以钱生钱,而且人生就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换句话说,赚钱已成为人的“天职”。韦伯又分析了宗教禁欲主义的作用。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允许清教徒作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而是推动他去积累资本。新教伦理要求人自制、自省、勤奋、尽职。神要人们去劳动而且要合理地劳动,财富的积累又是神的永恒的恩典。在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念”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伦理的“至高之善”。信徒们既在宗教热情的激励下拼命地工作,又在宗教伦理的制约下尽量地积累资本,把赚钱当作目的本身。同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这类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这种冲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不正派的官吏、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和乞丐。”而资本主义精神与这一类冲动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让冲动受到制约,并自觉地制约这些冲动以便更好地荣耀上帝。由此,自觉的制约即禁欲活动成了许多新教教派的主要伦理内容。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伦理道德原则,一种精神气质,它是对宗教神圣的“天职”的履行。

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我们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着近代资本主义形式，而新教伦理造就了资本主义精神。就我而言，韦伯这本书稍微与我们所学的马克思哲学观有冲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建筑决定上层建筑，应该是有何种经济制度，才能衍生出何种宗教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框架,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历史唯物主义进而认为,宗教改革产生的原因也是由于经济发展这一客观物质基础决定的,是由于传统的宗教意识束缚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导致宗教改革。韦伯反对经济决定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的副产品,进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融合产生近代西欧的资本主义。虽然韦伯的论证过程丝丝入扣，但是还是有许多学者提出各种反驳的有力的理论，在此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其实我认为，宗教在某程度上为人们带来的信仰是有积极方面的。他们导人向善，用真善美的思想指引着他们的行为。西方的许多国家，各种教徒占了国民的很大比例。在现在的中国，由于新旧文化的冲击，很多古代中国传统优秀思想都被人们忽略了，很多宗教被蒙上了迷信的色彩，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是过时破旧的东西。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契合点也可以随手拈来,比如说: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与现代化精神的吻合。有书评家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本质就是说新教教义所特有的理性主义才导致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我们的“中庸之道”,“礼、仁、义”等无一不能发展出理性; (2) 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与现代化精神相吻合。现代化要求人们积极入世,这应该比清教徒们的清教主义要积极得多; (3)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社会分工和协作,说来也许牵强,中国向来讲究等级和服从,可是这与分工与协作的精神倒还算相吻合; (4) 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意识与现代化要求的秩序性相吻合等等。因此，尊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遵守中华民族道德伦理，树立伟大的信仰，是我们实现更积极更先进的制度改革必须的过程。没有信仰，人就会像在黑暗中行驶的船找不到灯塔，没有道德伦理，人的行为会缺少准则指导。“平等，友爱，互助……”这些原本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民族道德伦理已经被许多麻木冷漠的人所遗忘了。比如说前段时间网上引起广大争议的“小悦悦事件”。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路人面无表情地经过被两辆汽车碾压得血肉模糊的小女孩，没有人上前帮助她，也没有人报警，最后是一位捡垃圾的老太太救了小悦悦，却被人说她是想出名、想得到回报。有人说那些路人路过不施以援手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类似“碰瓷”、“扶老人”的事件太多，人们已经不敢轻易接触陌生人。国家部门还拟出台“见死不救、扶老人”相关法规条例来整治这些现象。当一个民族，需要用法律法规来强制要求人们向善，要求人们互助，要求人们不要冷漠，这是多少可怕的事情。全民的思想提高，才能使国家进步、民族进步。只有当一个国家将道德精髓内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认知后,方有可能将其外化为国际符号,并且当这种价值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后,才意味着国家民族的真正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