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经济运行状况看，3季度当季GDP增长7.4%，应为年内增速底部，4季度将出现小幅回升，预计全年GDP增长略高于7.5%，CPI涨幅略低于3%。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在经济持续下行中，政府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积极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有效减轻通胀压力，成效显著；二是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表现为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中、西部地区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就业状况总体平稳，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三是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积极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支出大幅增加，对促进消费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13年，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原有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削弱，新优势尚未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　　2012年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新变化
　　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到3季度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对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也需要重新认识。具体说，2012年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以下新变化：
　　1.全球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
　　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时，由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更快速增长，我国出口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表现为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占比持续上升，已超过50%。
　　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这是2012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长大幅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以往的相关分析中，通常将外部环境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纯外生变量。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达到10.5%左右，经济增量占比超过20%。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我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世界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均产生明显影响。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
　　2.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下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地方投资快速扩张，为我国经济在全球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率先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投融资平台通过土地抵押等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获得巨额信贷资金；房价、地价持续上涨，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土地财政收入；经济增长回升，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收入逐季提高。
　　2012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与2009年相比，政策传导不畅，效应低于预期。除了力度相对较小，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配套能力明显下降。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后，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土地购置，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二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大幅缩减了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大幅回落。此外，由于前景不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约束明显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投资扩张。
　　3.出口竞争力出现下降迹象
　　近5年来，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2012年1-10月，出口仅增长7.8%，贡献不足1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2012年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从市场份额和出口增速看，似乎尚难得出我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结论。我国海关统计，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份额基本稳定。根据美、欧自己统计，我国在美国市场份额2012年微增，欧盟份额仅略降。但是，2012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不少外贸企业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等。随着我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着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下降。
　　4.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
　　财政收入增长随GDP增长的波动而波动，且波动幅度大于GDP。1996年以来，GDP年平均增长9.8%，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9.8%和18.9%。16年间，经济增速最低的4个季度为1998年一二季度和2008年4季度、2009年1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2012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当高速增长阶段结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将持续，大幅度回落。显然，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将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5.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我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2012年前3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总净利1.02万亿，同比下降1.54%，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16.4%，而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18.2%。
　　出现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他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调整期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自欧央行实施直接货币交易（OMT）、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3）后，英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等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另外，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可能形成负面冲击。
　　首先，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2012年以来，美国新开工房屋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升；商业零售平稳增长，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危机后的较高水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平均超过78%，接近危机前水平。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现阶段美国潜在增长率为2.5%左右，创新活力使其保持了较强的弹性和竞争力。短期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就业和债务压力。低就业增长将影响消费的可持续性，财政紧缩不利于经济复苏，也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前任总统布什在2001年开始推行为期10年的税收减免。奥巴马上任后，在2010年将税收减免和就业刺激计划实施时间延长至2012年底，以提振经济。美国国会在2011年投票通过自动减少政府开支方案，迫使立法者采取行动减少财政赤字，以重新获得财政可持续性。除非国会改变现有法律，否则，2013年美国将面临6550亿美元、约占GDP4%的财政紧缩。
　　其次，欧盟将维持零增长或轻度衰退状况。欧债危机处置进程缓慢，但总体仍沿着预期方向发展。随着欧洲稳定机制（ESM）和OMT的实际运转以及财政联盟的推进，欧洲金融市场有逐步趋稳的可能。但如何摆脱高失业率、高通胀与零甚至负增长状态，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金融市场稳定只是第一步，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短期内难见明显成效。
　　再次，日本经济有所放缓。2013年，灾后重建和电力供应恢复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日本罔顾历史事实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贸易和全球分工链的冲击将持续一段时间。针对QE3，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并试图走出通缩，采取巨量投放货币的措施，其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最后，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不足。随着新一轮货币宽松，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步走高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将有利于资源出口国投资和消费的恢复。在金砖国家增速放缓的同时，随着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回流，土耳其、印尼、尼日利亚、波兰等国将有一些新亮点。但由于创新潜力总体不足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仍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