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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方ZF积累了如山的债务，并且在越来越多地通过一些缺乏足够监管的融资渠道来筹措资金，以支持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偿还旧的贷款。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坐等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是采取某些措施以确保地方ZF能够继续搞建设，同时为项目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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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前财长成立的智库鲍尔森学院建议，中国需要扩大地方ZF税收自主权。

根据鲍尔森学院(Paulson Institute)的建议，出路是有的，但北京需要在ZF资源的配置方面做一些重大调整。

鲍尔森学院是美国前财长、高盛(Goldman Sachs)前董事长鲍尔森(Henry “Hank” Paulson)离开ZF之后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成立的智库，其总体上的宗旨是促进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由于鲍尔森与中国ZF的长期往来，鲍尔森学院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具体而言是中国的对美投资和中国国内的城镇化。

经济学家和基金经理常说，中国的城镇化是未来二三十年让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发展推动器，它还有望支撑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预计将有数亿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从而推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只要不缺资金。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中国公共财政学教授黄佩华(Christine Wong)在鲍尔森学院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中说，中国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似乎从表面上证明，ZF对城镇化进程的管理还是挺不错的，但市政公共财政制度很不完善，亟待修补。

黄佩华写道，现行的财政收入分享制度无法为城市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其有足够的财力来履行自己繁重的公共服务职责，如在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养老，以及市镇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责任。

地方ZF面临的问题在于，北京给它们划定的自筹收入范围很小，所以基础设施、有时候甚至是社会服务支出都要用卖地收入来支付。考虑到土地是一种有限资源，这并不是一条可持续的融资渠道。据黄佩华说，2010年卖地收入占中国二线城市财政收入的35%左右，税收收入只占30%。来自北京的直接转移支付也是地方ZF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黄佩华说，现在需要做的是扩大地方税基，让地方ZF在获得财政收入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

她在报告中写道，中央ZF可以赋予市级ZF更大的税收自主权，方法是让各市ZF决定一些税项的税率，比如车船使用税和执照费用。还可以允许各市在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征收附加税。

中央ZF不愿让地方ZF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通过控制财权，中央ZF可以对地方实施更大的控制。尽管如此，地方ZF也找到了实现财政独立的办法。除了出售土地，全国的地方ZF都设立了表外地方融资平台，此类融资平台是一些半官方企业，通常都有地方ZF的支持，可以从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借款。

地方ZF不可以出现赤字，因此它们不能直接借债。但是融资平台上已经累积了数额巨大的债务，地方ZF最终需要为这些债务埋单。据中国国家审计署估计，2010年年底，中国的地方债总额达10.7万亿元。黄佩华说，这相当于国家级以下各级ZF财政收入的263%，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税收减少，加上提供社会服务的成本上升，这些债务对地方ZF来说是不小的负担。不过这些债务仅相当于中国当前GDP的27%。黄佩华说，中央ZF的财政实力完全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尽管如此，必要的改变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黄佩华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警告。考虑到鲍尔森在全球金融市场危机中扮演的美国首席消防员的角色，这个警告对鲍尔森来说一定很耳熟。

黄佩华写道，ZF必须防止银行把这些债务重新包装成金融产品，并把它们卖给渴望收益的消费者，从而达到转移金融风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