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过去十年的经验，面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减速，人们很容易就会产生ZF或出台更有魄力的刺激政策的预期。2005年、2008-2009年以及2010年中期我们都看到过如此的场景。
如果进入更长的时间观察期，中国经济还存在所谓内部政治周期（换届效应）对于宏观的扰动，如1992年、2004年以及2008-2009年的投资激增，至今大多数研究者仍对换届窗口经济唯稳的逻辑深信不疑。
这些经验如果讨论得过于仔细，或多或少会干扰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宏观趋势的判断。中国经济历时30年高速成长之后，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大拐点的时间窗口（可参见刘煜辉系列文章，《理解中国经济的逻辑》（《财经》2012年第2期）、《接受平衡的减速》（《财经》2012年第8期））。
从过去一年多的宏观政策的轨迹判断，今天的中国宏观决策者似乎越来越坦然地接受未来五年到十年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的事实，最近公布的2012年1季度的数据，中国经济录得过去十年以来最低的季度增长8.1%（除了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1季度由于受次贷危机的外生冲击，而使经济增长一度下破8%），但宏观层似乎对此没有太多特别的表述。再联系之前温总理的《ZF工作报告》中首次将2012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主动下调至7.5%，以及最近中央银行敢于大幅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的波幅，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最高宏观决策者已经开始在重新认识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长期的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潜在增长中枢下移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
尽管很多文献运用不同的数理模型来测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但我们还是认为，简单分析人均GDP指标的解构式，能更好地看清楚其中内在的规律。
人均GDP=（GDP/就业量）×（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
若将经济增长的速度分解后，其实是由三部分构成：即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其中参与率与人口红利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所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
劳动参与率，是指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尽管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有所下降，但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仍显著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
如教育效率的低下，目前在农民工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和初中教育的人，工资水平趋同，不光如此，蓝领与白领的工资亦趋同。低技能的工作工资涨得很快。用学术的语言来概括，这意味着教育回报率下降了，收益率下降，教育激励降低，使得劳动力更早地进入了市场而抬升了参与率。当然这也反映了基建和投资领先的经济结构，导致“知识性和价值性”因素相对下降。
再如社会保障的短缺，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客观上放大就业意愿。
此外，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低工资、低福利、低收入）使得更多人需要出来工作才能满足家庭的开支，反转过来过高的劳动参与率又压制了工资的上涨。
这些都是中国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大幅改变的因素，所以从趋势上讲，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合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按照目前已公布的数据测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不再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这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蔡昉（2011）根据尚未披露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测算，今年可能就是最后一年，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人口红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一个统计指标来监测，人口抚养比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图2 中国人口抚养比2013年将停止下降：老年抚养比显著上升，儿童抚养比显著下降 资料来源：根据CEIC数据计算
回归人均GDP的解构式，随着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关闭，中国经济未来能否依然保持着高的潜在增长水平，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速。而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各经济体产业部门的比重和该产业部门效率变动。从国际经验上看，产业结构演进有其自身的逻辑。一国产业升级基本遵循两大规律，即广义恩格尔需求变动规律和库兹涅茨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张平，2012）。
所谓广义恩格尔定律是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消费比重逐步下降，扩展为物质消费比重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不断上升，同时要求食物的品质不断提高，因此消费结构的现代化趋势是高品质化和服务化。这将会引致第一、二产业的高品质化和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库兹涅茨认为，第一、二、三产业部门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推动了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引致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具体来说，劳动者可以在高效率部门获得更高的报酬，资本也会集中在高效率部门获得资本收益，产业结构随之变化。例如，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时，大量农业就业人口就会转入制造业；同样，当服务消费需求增加，而且服务业效率超过了制造业，也会引起资源再配置，服务业、特别是高劳动效率的现代服务业得以快速发展。
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由于服务业可贸易水平显著低于制造业，由规模引致的效率持续改进要弱于制造业，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今天中国的上海、深圳、北京、浙江的GDP增速排名垫底也是受这一规律所支配。
经济增长的索洛源泉
在我看来，发达国家由于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引致第三产业持续扩张和资源向第三产业配置的路径，本质上还依然不能脱离经济增长的索洛源泉的讨论框架。
简单讲，即劳动生产率=（GDP/资本）×（资本/劳动量）=资本回报率×资本劳动比；
资本回报率靠全要素生产率来支撑。所谓效率的提高，有资源要素配置的重构所产生的效率（这涉及到产业结构变迁），也有企业内部的效率（这涉及到技术进步和流程的改进）；而提升资本劳动比则靠投资的加速，即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但后者加速反转过来通常是损害前者的，即符合所谓投资回报率递减的规律，要想减消负向因素的影响，得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现实经济中，ZF主导和ZF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又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天敌。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逻辑都在这一个个基本指标的解构之中。
回到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大量农业就业人口转入制造业，是一般追赶型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规律，因为这一转移是非常促进生产率的，导致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因为抵消投资回报率递减 新古典的假设 是劳动力是短缺的
但一般人口红利消退后，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路径逐步就会遇到瓶颈。因为单纯依靠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和维系劳动生产率时，全要素生产率会越来越受到挤出，这更多表现为由于受到体制的抑制，如垄断、管制等，需求最旺盛的现代服务业难以发展，要素重构和产业变迁难以发生：一则第三产业仍长时间地被“囚困”在传统服务业上，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振而落后于第二产业；二则不能成为第二产业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因素，换句话讲，就是不能产生不依赖于要素投入来贡献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果不能抵消边际资本报酬递减影响，资本回报率将面临下滑，这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路径就变得不可持续。
这种现象在拉美、亚洲等经济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对于目前世界上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经过中等收入阶段，最终又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其实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这被称之为“中等收入的陷阱”。
为什么经济增长不再持续？核心在于，过去高速发展的因素（人口红利）没了，生产率难以提升，特别是全要素消退成为经济成长减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