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收入大幅度增长或小幅度增长的人群比例都要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中预期未来收入增长的人群大约占到78%，而城镇中则不到50%；相反城镇居民中预期收入下降的比例大大高于农村居民，前者在20%左右，而后者则只有4%。（3）与过去生活状态比较，农村居民对目前生活具有更为积极的评价，61%的农村居民认为当前的生活状况获得了相对改善，而城镇居民中这一比例则低得多。从表2中还不难发现，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中，对未来的预期最为悲观，而当前生活状况相对于过去有更为严重的恶化趋向。

造成城乡居民这种预期与评价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经济改革的不同影响。在我们调查的这一时期中，与城镇改革相联系的就业机会下降、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强使得城镇居民难以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但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但似乎仍不时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如税费减免、对约束农村外出打工的制度壁垒的逐渐消除等，当然，农村居民所处的相对较低的比较起点可能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表2：不同人群解释变量均值

在城镇的就业与失业群体之间，相对收入及预期实现程度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性，并且失业群体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失业群体对未来收入变化的预期以及对当前生活状态相对于过去状态比较的评价也都要低于就业群体。因此，失业人群不仅所获得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并且预期状态也更为悲观。而生活状况的相对恶化则可能是这一人群主观幸福感程度相对较低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居民幸福人群比例高于城镇：Logit模型

（一）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

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见表3，该表给出了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概率。在针对全部住户的回归分析中，以虚拟变量的形式描述不同类型家庭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假定不同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决定方程具有相同的系数特征，他们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由虚拟变量所表征。为了便于城乡比较，在所使用的概率模型中，我们采用相同的解释变量。

第一列给出的是城乡样本混合时的主观幸福感的概率模型的估计结果。当控制住绝对收入、相对收入、预期、家庭债务及回答者的其他相关特征以后，相对于没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而言，有失业成员的住户的主观幸福感要更低，但农村住户的主观幸福感程度相对较高。就幸福的边际概率而言，有失业的城镇住户比无失业的城镇住户低6.3个百分点，而农村住户则比无失业的城镇住户高7.5个百分点。如果将全部城镇住户作为参照组，则农村住户这一虚拟变量的边际概率系数为0.093，这一系数在1%的水平下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中感觉幸福的人群比例比城镇居民要高9.3个百分点。因此，在控制住影响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般因素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程度仍要显著高于城镇居民，而失业的因素导致城镇居民感到幸福的概率比农村居民要低13.8个百分点。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主观幸福感文献关注的重要内容。参照Clark与Oswald（1996）的思路，本文的解释变量中同时考虑了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水平，其中绝对收入是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及其平方项衡量，相对收入的定义如前所述。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同时考虑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效应时，绝对收入的影响一般都不显著，只有全部混合样本及农村住户中人均收入对数的平方项是显著的；在不同人群组内部，相对收入效应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城镇无失业成员的住户中，主观幸福感首先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上升，随后依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在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中，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基本上表现为线性递增的。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当相对收入水平较低时，个人的相对地位改善可能具有比较大的空间，并且在这可能也具有比较强的向上层流动的趋向；当相对收入水平较高时，由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导致相对地位具有向下调整的刚性，为了维持既有的相对地位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就是所谓的“守业更难”。但农村居民中，相对收入效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式则是完全不同的。当相对收入水平较低时，主观幸福感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降低；但当相对收入水平较高时，主观幸福感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强。这可能体现了城乡居民的观念意识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决定方式差异。

预期的实现程度对于无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正向地影响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预期实现程度越高，或者说预期的最低生活标准越低，则越容易获得满足。这一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也具有非线性特征。这一变量对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暗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预期及预期实现程度的差异所解释。

表3：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边际效应（Logit模型）

注：本表给出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其中连续变量在均值处计算、离散变量取0到1之间的变化；z统计量绝对值已进行异方差调整；***、**、*分别表示在水平1%、5%及10%下显著。

相对收入强调的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横向比较，而预期的实现程度强调实际生活状态与期望达到的状态或欲望（aspiration）之间的比较。在城镇居民中，前一变量具有显著作用，但后一变量的作用是不显著的；在农村居民中，这两个变量都具有显著的效应。这可能表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人在当地的相对状况，因此“炫耀性”或“示范性”特征更为明显；而农村居民的相对满足感尽管同时取决于这两方面的因素，但预期的满足则似乎更加表现为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因素。这两个变量在城乡之间所表现出的这一差异性可能是由两类人群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造成的。当经济发展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对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能带来较强的幸福感；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幸福感则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与他人比较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地位。

家庭债务对于主观幸福感通常具有显著的影响。无论城乡，我国传统的社会意识都不支持家庭的负债行为。因此，家庭债务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应当尽快偿还的负担，为偿还债务可能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消极影响。但负债同时也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相关，对未来具有悲观预期的家庭，可能会更为谨慎地对待是否举债的选择。因此，较高负债的家庭也可能是对未来具有较好预期的家庭，从而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有失业的城镇住户中，债务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没有考虑到债务的来源，如果有失业成员的家庭债务主要是由于亲友接济形成的，则对主观幸福感可能没有显著的影响；二是债务对主观幸福感的负效应被其他因素，如失业所掩盖。

对未来收入变化趋势的预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以预期未来收入没有变化为参照组，如果未来的收入变化具有增长的趋势，则主观幸福感程度相对较高；相反，如果预期未来收入是下降的，则主观幸福感程度相对较低。并且，如果预期收入有大幅度增长趋势，则其主观幸福感程度也要高于预期收入有小幅度增长的住户。应当注意的是，预期收入下降对农村居民造成的主观幸福感损失是不显著的，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乡居民心态上的差异性。当前相对于过去的生活改善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通常也是显著的。在农村居民中，不仅有更多的人认为生活状态获得了改善，而且这种改善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也要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对收入变化的预期及对生活状态改善状况的评价表明，主观幸福感具有纵向意义上的相对性，并且具有向下调整的刚性。良好的预期能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增强，但一旦生活状态变差，则可能会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构成严重的打击。

在主观幸福感决定方程中，除了包括以上具有明确经济含义的解释变量外，还根据多数研究文献的变量选取方式，对回答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构成进行控制。选取的变量包括回答者是否为户主、性别特征、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及年龄等；家庭构成主要考虑的家庭人口规模、儿童与老人比例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的幸福感程度相对较低[3]，但农村样本中这一变量的作用不显著。性别的影响则不确定，在无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中，女性具有更高的幸福感程度，但在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及农村住户中，这种性别差异则是不显著的。在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中，婚姻状况似乎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离异”或“丧偶”的农村回答者的幸福感程度则显著较低。在业已控制收入的情形下，教育程度对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农村居民中的“高中”与“初中”人群[4]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参照组）人群具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农村居民对教育的偏好似乎超出了单纯的获取收入的动机。在家庭无失业成员的城镇回答者中，回答者的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表现出U型关系，即在一定年龄之前，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而此后则随之增高，这也是与多数的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的。但这一效应在有失业成员的城镇家庭及农村住户中却不存在。即使只考虑年龄的一次项，家庭中有失业成员的城镇回答者的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但农村回答者中则存在着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强的线性关系。

在家庭人口构成中，儿童与老人比例对主观幸福感通常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则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作用，不健康成员越多的家庭主观幸福感程度也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人口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家庭人口数量对无失业成员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的影响，人口数量越多的家庭幸福感程度相对较高；但对农村住户的影响则是相反的；而对有失业成员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则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其中的联系机制不难理解，如果家庭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并且家庭规模相对较低时，则家庭人口数量较多能带来相对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相反，如果家庭的经济能力较差，并且家庭规模相对较大，则家庭人口数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为负面的。

（二）总体回归系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在本文中，我们将全部样本划分成了几个不同的人群组。这也就隐含地假定不同人群组中，主观幸福感方程具有不同的决定形式，在决定因素（即解释变量）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人群组主观幸福感决定形式的差异将主要表现为总体估计系数之间的显著差异。

为了检验这种模型设定差异的显著性，我们采用了Hausman检验：记两人群组与的估计系数向量分别为和，估计系数向量对应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分别为和，则统计量服从自由度为两个方程中相同解释变量的数量的分布。

表4：不同人群组主观幸福感Logit模型估计系数总体性差异检验

注：本表给出的是根据各人群组主观幸福感Logit方程中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分别表示在水平1%、5%及10%下显著。

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住户与城镇住户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决定方式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因此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方式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是一种结构性的差异。城镇内部失业与非失业住户中的总体系数差异也是显著的，因此城镇有失业成员的住户的主观幸福感相对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主观幸福感决定方程的结构性差异。总体上说，这种不同人群的分割特征是显著的，为了简化，我们也将不同人群之间的这种分割属性看成是外生给定的。

（三）影响因素的分解分析

鉴于前一部分的讨论，由于不同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决定方式之间存在差异性（主观幸福感的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为了进一步确认导致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各因素的相对贡献大小，我们对各人群主观幸福感决定的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解分析，主要考虑两类主观幸福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就业状态差异。表5给出了具体的分解结果，包括变量和系数差异对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体解释程度，以及各类变量对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体解释份额[5]。由于在Even—Macpherson分解中，参照组的选择将影响到单个因素对总体差异贡献大小的解释，因此我们分别给出了两种参照组的分解结果。

表5：各因素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效应（基于Logit分解）

1、城乡分割

首先我们考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城乡分割特征，以农村居民自我评价为幸福的平均预测概率减去城镇居民的这一平均预测概率为分解对象。

从变量和系数对城乡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体解释效果来看，在两种参照组的选择方式下，系数的总体差异对主观幸福感总体差异的解释程度通常要大于变量的解释作用；在以农村系数、城镇变量为参照组的分解结果中，变量总差异的解释作用总是为负的，而系数的总体解释作用总是为正的。导致变量总差异的解释作用为负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即绝对收入水平对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没有起到正向的解释作用。从表3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效应对于不同人群内部的主观幸福感决定具有较强的解释作用，但对于不同人群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也没有正向的解释作用。无论是绝对收入效应还是相对收入效应都无法解释城乡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的比值所度量的预期实现程度在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中要更低于农村居民。在有失业的城镇住户中，这一较低值主要是由于实际消费支出较低造成的；而农村居民中，这一指标值较高是由于主观估计的最低生活标准较低造成的[1]。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主观估计的最低生活支出中包含的是一个家庭中最为必要的生活开支，因此主观估计的最低生活支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生活费用的差异，这在城镇有无失业成员的家庭中差异较小而城乡之间的差异较大的现象中也可以体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城镇居民较低的主观幸福感与城镇相对较高的生活费用不无关联。在通常情况下，对“收入变化的预期”及“与过去状态的比较”在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作用，对于农村居民与全部城镇样本及无失业成员的城镇样本中尤其如此。这可能与这一段时期中相关改革措施的推行是相关的。对生活状态改善状态的评价差异可能是与90年代后期以来在城市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相关的。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福利水平的住房、医疗、教育支出预期的增长，由于失业率上升导致的收入及预期收入水平的下降，使得城镇居民对当前生活状态改善状况的悲观评价及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悲观预期，从而使得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农村居民，而相关的改革措施可能对农村居民未能造成直接的影响或影响程度相对较轻。

此外，常数项差异也具有较强的解释作用，而这一变量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度量的是主观幸福感在城乡之间不可解释的差异部分，体现了城乡分割对于主观幸福感决定的影响。

2、就业分割

在就业分割中，我们以没有失业成员的城镇家庭自我评价为幸福的平均预测概率减去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的这一平均预测概率为分解对象。从表5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失业状态差异造成的主观幸福感差距则主要地来自于收入效应，绝对收入效应与相对收入效应对这一差异都具有非常强的解释作用。相反，那些在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中具有重要解释作用的因素，如预期实现程度、收入变化预期以及与过去状态比较，对于城镇居民就业状态差异而造成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常数项对不同就业状态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具有非常强的负解释效应，这一项度量的是这两类人群主观幸福感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体现的是一些未能观测到的因素的影响。

五、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排序Logit分析

表6和表7分别给出了排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及不同人群概率模型系数总体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6给出的是排序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根据这些估计系数，我们可以确定解释变量对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形式，包括影响的显著性及影响的方向，但不能据此断定某特定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程度的边际贡献。表7的结果表明不同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决定方式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具有显著影响的大多数解释变量在排序Logit模型与Logit模型中具有相同的系数符号，采用Logit与排序Logit模型并不改变这些变量的对主观幸福感的总体作用形式，因此不再赘述。但关于家庭绝对收入水平的变量有非常大的改变。在Logit模型中，除了其平方项在城镇总样本及农村样本中显著以外，家庭人均收入对数及人均收入对数平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总体上说都是不显著的。但在排序Logit模型中，绝对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无论家庭成员中有无失业都是如此[2]。这就意味着，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绝对收入效应仍可能具有显著的作用，即使控制了相对收入的影响。

表6：不同人群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Ordered Logit模型）

注：本表给出的是各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排序Logit模型的估计系数，而非边际效应；方括号中为z统计量的绝对值；***、**、*分别表示在水平1%、5%及10%下显著。

其他系数特征变化明显的变量包括，在城乡混合及城镇总样本中，“有配偶”能显著地提高主观幸福感程度，而农村样本中“离异”则会导致主观幸福感的显著下降。在农村住户中，“预期收入下降”这一变量在排序Logit模型中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这一变量在Logit模型中则是不显著的；主观幸福感的年龄效应也变得明显，在无失业的城镇住户中，系数符号仍符合U型特征；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

表7：不同人群组主观幸福感排序Logit模型估计系数差异检验

注：本表给出的是根据各人群组主观幸福感排序Logit方程中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Hausman检验的统计量；***、**、*分别表示在水平1%、5%及10%下显著。

表8：各因素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效应（基于排序Logit）

表8给出了根据排序Logit模型，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程度的城乡差异进行分解的结果。这里是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程度的预测均值减去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程度预测均值的差额为分解对象。

尽管排序Logit模型中，绝对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如果以农村系数、城镇变量均值为参照，不难发现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城乡差异的解释程度总体上仍是比较低的；在以城镇系数、农村变量为参照的分解中，绝对收入对城乡主观幸福感差距具有正的解释效应，这种正的解释效应来源于这一变量的系数效应，因此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对不同人群组对绝对收入的评价的差异性。与Logit分解结果相同的是，收入变化预期及“与过去状态比较”对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程度差异仍具有非常强的解释作用。

从城镇内部的就业分割特征来看，绝对收入效应与相对收入效应仍是造成城镇居民不同就业状态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表8中，我们还发现，“收入变化预期”及“与过去状态的比较”对于不同就业特征人群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也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显然，失业人群对未来有更为悲观的预期，生活状态也更加趋向于恶化而非改善。

六、总结

城乡分割以及城镇失业是我国当前比较突出的两大社会问题。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城乡分割与就业状态差异对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分析了不同人群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形成原因。

从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来看，收入、对收入变化的预期以及生活改善状况对不同人群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预期实现程度对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变量也是导致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现象具有解释作用的其他变量包括，对收入变化的预期和对当前生活状态相对于过去的变化特征的评价。

总体上说，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程度在较大程度上是与较低的预期或欲望相联系的。而这一特征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城乡被严重分割成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相关。城乡之间的藩篱最终将被打破，这是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和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是不能令人乐观的。如果我们将农村中有无外出打工成员住户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则会发现有外出打工成员住户的主观幸福感程度远远低于没有外出打工成员的家庭[3]。因此，当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一现象是农村仍具有严重的封闭性的结果，在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可能不具有稳定性。

本文的另一组对比分析对象是城镇居民中的就业人群与失业人群。与城乡分割的主观幸福感差异的解释因素不同的是，城镇居民中不同就业状态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主要是由收入效应所引起的。这是否意味着失业的非货币性的心理损失不重要？可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既然收入效应是导致城镇失业人群主观幸福感较低的重要原因，那么不难预期，针对失业人群的收入补偿等社会保障措施应当能够收到良好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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