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经济研究主管 谢亚轩 2013-06-08 (www.ftchinese.com)
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决策逻辑的分析者都知道，中国的决策层非常重视就业，这是解开诸多中国宏观政策谜题的一把金钥匙。比如，有观点认为，中国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推行的“上山下乡”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时2000万青年学生的就业问题。再如，2008年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次贷危机的泥沼，无力自救之时，中国没得病却先吃了药，在这时推出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在当下这个时点上对此政策持批评态度者居多，但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状况下作出的，事后看当然有得有失，但在当时如果考虑可能有数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滞留农村或游离于城市，则“四万亿”这类刺激政策的出台并不难理解。
但是，深知这一逻辑的分析者对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会深感困惑。因为，中国的决策层似乎对目前的就业状况无动于衷，大家预期的“刺激性”宏观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天津的调研地点选择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和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并与天津大学的大学生座谈。此后，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讨论的也仅仅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以上迹象表明，决策层对目前就业形势的判断是：结构性就业问题，即大学生或者青年就业问题。据此，得出的一个政策推论是，结构性就业问题要由结构性办法来应对，不会在当前推出全面的宏观刺激政策。为何2008年次贷危机后中国决策层会推出全面的刺激政策，而现在只做些结构性的对策安排，难道只是因为新的决策层要布局长远吗？
时移世易，“刺激性”政策顺应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因时而变可能是个好事情。反思“四万亿”政策及其执行效果，看似难以理解的政策决策又具有其合理性。
第一、其他国家的历史教训约束刺激性政策推出的可能性。以周小川和楼继伟等为代表的新一届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层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中国需要对潜在增长水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吸取日本和韩国的教训，靠政策刺激维持的高增长难以持续，往往通过金融或经济危机来强迫实现调整。2008年的次贷危机打破了旧有的全球分工体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总供给冲击，导致原有相当一部分与出口和外需有关的产能过剩，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受损。“四万亿”刺激性政策推出后，国内的通胀水平在经济增速回升后不久即快速上升，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中国潜在增速下降的事实。这表明，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如果出台刺激性政策确实能在短期改善就业和经济增长状况，但其后通胀同样会快速上升。而从中国的过去的经验看，通胀同样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决策层一定会采取严厉货币政策加以应对。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企，房地产价格在高位的现状表明，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系统性风险不是没有可能。理解这一深层次忧虑，就不难理解目前的政策决策。
第二、外需不确定性相对较低减弱刺激性政策推出的必要性。比较而言，中国的决策层对外需不稳定带来的风险比较担忧，对内需不稳定带来的风险相对比较有把握。目前看，决策层的基本判断是，外需的不确定性相对比较低，局面可控的概率比较高。得出这一判断有两个很重要的依据，一个是美国经济未来走势向好，一个是中国就业对外需的依赖度稳步下降。关于美国经济向好的判断，在此不多论证。大多数分析者不怀疑美国经济在房地产市场企稳后稳步复苏的趋势会持续，而且美国经济的回升对于带动全球经济避免进一步下滑都至关重要。据此，决策层比较有把握认为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会比去年差，要远好于2009年。毕竟当时的出口增速是向下的，而且不知道下降到多少，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而现在出口增速的方向是向上改善的。也可以说，现在的决策层经历过08年次贷危机后的外需下滑，增长了见识，更能够处变不惊了。
另外，让中国决策层更有底气的还是就业特别是农民工就业对外需依赖程度的稳步下降。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有三点证据，一是2012年末农民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比重为22.6%和19.8%，分别较上年下降0.5和0.3个百分点。一般看来，农民工在这两个三角地区就业状况集中代表就业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二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趋同，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的增速还要快于出口部门相对集中的东部。三是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收入结余少，简言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生活开支较大、收入结余少。既然沿海“居不易”，在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就近就业，而不再是全都蜂拥到东部地区就业。
第三、房地产泡沫风险抑制刺激政策空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及。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多数陷入危机的国家在危机爆发前都经历过资产价格泡沫的繁荣和崩溃（Boom-Bust），或者说经济的断崖式下降多由于高杠杆支持的资产价格崩塌及其所产生的负反馈所致。较之2008年，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无疑更高，泡沫的成分无疑也更强。并且，2012年央行减息后房地产价格的异动充分表明，在潜在增速下降和通胀预期灵敏的条件下，决策层所推出刺激性政策的传导是不对称的，向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传导速度快，效果明显；向实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传导速度慢，效果疲软。这也是我们始终认为利率工具在中国是“核武器”，当前推出减息政策的可能性低。
第四、开放条件下还要思考刺激政策效果的外溢效应。我们都熟知美元作为全球中心货币的情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外溢效应，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外部影响。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的宏观政策同样具有“外溢效应”，只是传导方式和影响与美国货币政策不同。“四万亿”刺激政策带来的一个明显外溢效应是原油、铁矿石和铜等全球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的刺激政策以加大中国资产负债表风险并推高房地产价格为代价，带动了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经济的复苏和繁荣。这固然是由中国“世界工厂”的定位所决定的，但也可以说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实施刺激政策的一个经验教训。有鉴于此，既然我们希望以制造业立国，切实希望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在对内压缩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余地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稳定人民币汇率及经济增长速度对外压低原材料价格可能对改善企业盈利更有帮助。这也是李克强总理在欧洲访问时强调全球要稳定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预期的言外之意。
一言以蔽之，决策层不是不关心当前的就业问题，这个政策逻辑从来都没有错。只是同病异药，如果说过去的药方重刺激，药性刚猛；则这次的药方重调和，更为强调扶正祛邪，发展实业。从制造业业立国，有效提升就业的视角看2013年的改革可以做到纲举目张：首先，为控制政府切分更多经济增长“蛋糕”的冲动，减少挤出效应，要求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其次，“放水养鱼”，简政放权并放开铁路等传统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让更多民间资本得以进入。第三，体现市场化公平竞争，不管是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还是电价、天然气等资源品价格改革，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目的都是希望不同经济主体在要素可获得性和获得价格上得到公平对待。第四，以城镇化为出发点，统筹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有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兜底，中国的决策层才能真正在就业问题上松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