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说许多“三农专家”在农民问题上舍本求末？
在２００４年的元旦，有一位叫温铁军的“三农研究专家”被央视经济频道评定为“２００３年年度经济人物”。研究农民的人上年度十位入榜者之列，据说这是首次。我觉得这事挺好，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农民的生存处境关注。但是我也要借此说说我的一些遗憾，因为我看到许多的“三农专家”舍本求末地做事，在搞些注定不会有结果的无用功。
如果把“让中国农民摆脱生存危机”比作建楼宇，那么，一些专家不设法去打牢地基，却在试图去探索一种在沙滩上建高楼的方案，这注定的行不通的。
作为一介农夫，在这里评议“喝过洋墨水”的温铁军，和温铁军们，是要冒点险的，易被人指斥缺乏自知之明。可是我觉得：现阶段在中国，对农民问题的求解也好，其它问题也好，拼的不是学问的多寡，不是阅历的深浅，拼的是对常识的认知、对常识的尊重。
常识，就是我们先人说的“道”，就是吴思说的“元规则”。
我今天要说的常识就是：夯实地基，是盖楼前的必要的、不可逾越的步骤；今天要说的常识就是：一个人（尤指农民）的自由，是一个人（农民）富裕、幸福的前提；因为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产生一个富裕的奴隶；农民穷、农民处在无边的苦难里不能自拔，就是缘于他们陷在奴隶的境地里不能自拔。
二，中国农民的穷到了什么程度？中国农民的富有多么的脆弱？
中国农民占中国国民总数的７５%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调查，农民在中国财富总额里的占有比例不高于４% 。经过我简单核算，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是１：３（即２５：７５）；财富拥有比例是９６：４；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１/ ７２，用百分比显示是１. ３８８% 。这个１. ３８% ，充分说明了：相比于城市人，农民真正是一贫如洗的。另一个类似的结论也是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多出的，他们以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２年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发掘出了一项让中国人羞耻世界之最：以城乡为界划线的中国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处在“世界最高”！也就是说：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农民是这个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倒霉蛋！
或许，设计“基尼系数”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先生不会想到，用他的统计方法在对中国城乡的财富分配时倾斜得太离谱，以至使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产生了修改统计的想法。
农民的确很难富裕——大家都看得见：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仍然处在黑暗无际的穷困里；苟且地维持最简单的生存；即使是少数个别的农民，大富了，他们的富裕也是极其脆弱的、随时可以被剥夺的。——在我所认识的有限的人中，有多户农民，如刘杰，她家价值近千万的家产被地方官员洗劫一空，现在她还在满怀悲愤地上访于北京，持续着进行了数年的上访生涯。
三，农民经济穷困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政治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造成的；“三农专家”及中国精英们你们敢不敢表态，把自己从农民哪儿多拿多占的利益份额退出来？
对于“三农专家”，先不说你为农民的福祉努力，我只要问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多拿、多占的份额退出来，把应该归农民的那部分还回去？愿不愿意不再成为农民获得解放的路上设置障碍？——因为农民经济收入的匮乏直接缘自政治权利的权利的缺失，政治权利的主要表现是投票权利。在投票权的分配方面，你同不同意“一人一票”，愿不愿意把精英阶层侵占农民几十年的表决机会、把投票权还给农民、把在媒体上发言的机会还给农民？——“一人一票”是世界公认的（联合国确认的）政治文明的底线。尊敬的专家们，你愿不愿意遵从这个文明原则？——须知今天，在这个农民占７５% 的国家的“议会”里，刨除假冒人选，农民获得的议席实际上不到１% 。
农民是“弱势群体”，是受难群体，这一点大家没有争议。但是每个“三农专家”在研究农民问题之前都务必要把一点先搞清楚：农民为什么弱势？是怎样沦为弱势的？——曾经在美国，黑人的弱势与受难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１２% ；曾经在新西兰，华裔移民所处受难地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只占５% 。（我说的是“曾经”。）
可是，中国农民，这个在一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群沦为弱势境地，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不算是唯一的，至少是是几个极其罕见、极不正常的例子里的一个。如果把农民当人，如果他们拥有本该人人都有的政治表决权，那么毫无悬念：他们在的表决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就是中国的主流意志。压抑、压制、压榨他们的政策措施绝对不会出现，压抑、压制、压榨他们的领导人绝对不会出现，农民只要拿着用于表决的纸片，粉碎它们（及他们）出现与出线的任何可能。正是“三压”把“一农”（“三农”中的“一农”是指农民）打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牢。农民的弱势态势的存在，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耻辱，是我们国家政治不文明的直观表现。它还显示：在把持着中国的强人里，在中国的现存的政治秩序中，把农民、把自己同胞不当人的势力占了上风，践踏世界公认文明准则的人占了上风，不讲道理的人占了上风。
再怎么绕，“还选举权于农民”这个圈子绕不过去。任何想绕的三农专家，我们都应该有理由怀疑：你是在为农民福祉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政治前途服务？
四，为什么说温铁军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判断是错误的？
有一次听温铁军演讲，温先生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得出一个结论：即使再过５０年，在我们国家里农民还要占８亿，这些农民还会在人均一亩地的模式里过活。我猜，他可能是建议中国决策层立足于他的这一判断，去规划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表。
我认为这是值得担心的。这是一种非常差劲的、短视的判断，一个有可能害中国、害农民的决策建议。但愿中国农村改革的设计者不要听从温的节奏跳舞。他说到２０５０年还有农民８亿，意思无非是：中国要达到市民为主体的态势，恐怕要花近１００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温的判断是：今天投胎在中国的农民，在其有生之年甭指望过好……
我说：是专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解决问题的周期没有那么长。农民问题的实质其实很简单；前提是还他们人身自由。从现实看，今天世界上几个屈指可数的繁荣国家，不外乎是美、英、法、德、意、日、加这Ｇ７国，外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与它们繁荣富裕相对应的是，它们的国民无一例外都是享有高度自由的；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穷国难民偷渡的主要目的地；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人民生活最差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仅是倒数第二的俄罗斯的１／３；从历史看，这些国家的繁荣局面无一不是在归还自由于人民的政策举措出台后实现的；还有一点：人民是在获得民主之前获得自由的：比如１４０年前美、俄双双出台的废奴政策。而那时的俄国，占国民比例九成的农民的人身自由，就是在皇权专制统治期间获得的。
我们难道不能从上述诸国的发展里，发现一种规律吗？
五，中国，你什么时候能给你的人民施展拳脚的机会？
我一直认为：应该对中国农民的能力有信心。就常识上讲：同样作为华人，中国农民、相比于中国城市人、相比于港台、及旅居海外的华人，在智慧上是没有丝毫差别的，在勤奋上是没有差别的；任何把农民的赤贫归咎于农民素质低下的说法，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这是在客观上把某些人治政的无能的责任，转嫁给无能治政的受害者身上，是歪曲的、颠倒黑白的结论。我只说一个事实：中国农民是中国人的一部分（以出生地作为取样），这个群体并不是经过“素质考核”后筛选出来的中国人。谁要是坚持“素质”论，那无疑是在羞辱我们的民族是劣等的民族。因为他认为取的样本里的人呈现的是低素质的，那么整体（中国人）就是低素质的。简单逻辑只能这么推。
我记得，古时候的武功高手，有这样的锻炼方法：腿上绑上沙袋等重物；练习腾跳、疾行；在竞技时，当他们解下羁绊物，他们跳高、奔跑能力可以轻易胜过常人——中国农民就是这样的“武功高手”，这一点不用怀疑。“解放”５０多年，他们沦落到到这样的境地，是因为总有贪婪的人在他们腿上绑着沉重的脚镣；一旦脱下铁铸的脚镣，他们会健步如飞。
举一个例：在１９８０年前后政府允许让农民办企业的时候，农民的创业激情（赚钱能力）的喷发把邓小平都惊呆了，连称“没有想到”：因为短短几年，农民办的企业的产值在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原话）——这只不过是农民创业能力的牛刀小试：国家不给资金、不给人才、自找市场的情况下，创造了国家经济比重的１/ ３；这只是洗脚上岸的那几千万农民创造的；试想：如果任何农民都有自由转行搞工业和服务业的权利、如果他们能够同等地具有获得资金、人才、工业原料——就像和城市人口一样（国企）的一直获得的那种权利，他们会在更短时间里获得中国城市阶层在垄断资源的情况下干了几十年的积累的那点东西。中国的工业局面不会是这样半死不活的鸟样。这是毫无悬念的。
农民的工业成就，是在保持农产品不减产的情况下，在国家政策歧视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农村生活多年，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在电力紧张的时候，供电部门首先要做的是掐断乡镇企业的电源；在棉花、粮食原料紧张的时候，国务院与它的直辖部门下命令，强令农民办的棉纺、粮食加工等类企业必须停产，目的是要绝对保证国企能够获得原料、保证国企员工不失业。这是在国务院在施行“关闭十五小”、“粮食封闭运行”等一系列政令的时候搞一刀切，迫使农民的艰辛筹来的投资泡汤。这样的政策举措封杀了农民生活改善的路径、封杀了农民参与竞争的路径、封杀了农民走出赤贫的路径。
可见：管理国企的人，他们是在玩过来、混过来的，是在“以工补农”和“剪刀差”这样伤天害理的豪夺方式下喝着农民的血过来的！农民拿出血肉的务农积累对国企补了几十年，补到今天工业濒临破产的地步！这是让人汗颜的，可偏偏没有人为此表达过一丝的羞耻。国企耗费着我们这个资源稀缺国里极其宝贵的资源、同时延误着民族工业发展的宝贵时机！排斥农民，隔离农民，使我们的农民失去幸福的可能，国家也因此失去富强的机会。还有文章说，国企耗费了社会资源的７０% ，却仅产出了３０% 的产值。
被这种野蛮力量驾御的国家，没有富强的机会也就罢了，却拖累我们的农民——一个个鲜活的肉身，在绝望中、凄惨地度过一生。——最可恨的是：每个人仅有的一次人生，在自己的祖国里，被一些恶人白白糟蹋了！
痛受创业歧视、创业环境恶劣的农民孙大午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政府只要做一点：放开农民的手脚，中国经济年增长１５% ，增长十多年没有问题。（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估测比这更高）这样的说法，道理是显见的。
六，中国农民扔掉手里的锄头，中国步入城市化阶段，需要１５年、５０年、还是５００年？
如果我们想真正做事，腾开手脚，让农民干他们想干的事，中国进入一个以市民为主体的、富强、发达的工业国家，也许有望在１５年里得到实现；如果不去做，那么别说５０年，就是５００年，农民也得不到转化，农民手里的锄头也扔不掉。这样的进度，在城市化后发国家有参照的。
今天世界上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高度发达、城市人口占主导的局面是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他们的前人干出来的。它们一个个先前都由农民占国民主体的局面演化而来的。资料显示，人类工业革命的源头国英国，在发展工业前，９８% 的人劳作在乡村，到１９００年，城里人口占了国民的大头；当西欧城市化进程发展了很长时间后的１８６０年，美国、俄罗斯都还属于乡村国家，农民的比例是９０% ；日本更晚，到１９２０年它的农业人口只仍然占有９２％的比例。韩国、台湾经过的也是这样的路子。当今世界，无论老牌的、还是新兴的富裕工业国（地区），它们的农业人口都少于１０% ，甚至有的少于３% 。
中国人有个说法叫“富贵相”。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就是一国的富贵之相。农民占中国人主体的局面远远不能形成，中国的穷困相远远不能改变，是因为，以前掌控国家资源的人在城市化方面过分愚蠢导致的。
改变现状，得有新思维。经济学家说“后发”也有其“优势”。中国有机会以雪崩的方式，消融以农为主的社会结构，快速完成中国城市化；但是没有迹象显示领导人准备采取行动。他们曾经做的是：神速地把他们的子弟（知青）从炼狱般的农村招回城市。这个步骤完成后，神速关紧城门，筑牢隔离墙，就完事大吉。
我会永远以鄙夷的眼光，看待这些自私、贪婪、缺乏起码的责任和道义的一撮领导人，他们以隔离制，野蛮地迫害自己的同胞，野蛮地吞噬了自己的同胞本来可以期待的幸福。
让农民广泛参与参与国家事务，而不是让专家、让精英垄断决策权，来规划农民的发展路径——无数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专家，比农民更加关注自己的处境和利益。
终点该回到起点了。一句话：改变农民的赤贫，关键是还人权于农民。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富裕的奴隶；富裕，必须是在人自由的状态下取得的。
淮生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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