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农民收入连续性递增，甚至达到突破性增长，其增长的结构性动力，“绿皮书”给予的统计是:农民增收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务工)收入，对增量的贡献率为60.2%。最简单看，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来自进城务工所得。我们回到“理性人”的那个假设，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对仍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带来什么影响呢？卢国良在与记者的计算里，就以农民工在城市一天收入所得为标准，算计种多少粮养多少猪，才可能是合算的。而经过去年的猪疫之后，“没想到(猪价)会涨到这么高”——在农民的一般经验里，他们所预期的收益，与进城务工的收益比较，显然并不匹配。这种比较下的收益跌落，当然会决定他们在需要补栏时，选择放弃。}

_{比决定猪价的病疫、饲料价格、交易成本种种外生性因素更为重要的动力——收益比较，亦即城乡劳动力价格是否匹配的内生性因素才是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去10多年起伏不大的结构，近年随着进城务工劳动力价格的快速提升，变化已经开始。它对农业与农村的影响力，深刻而长久。反过来，它自然会影响城市，至少会影响CPI，很难说今年猪价上涨，不是这种结构变化的一种表达。}

_{此次猪肉价格上涨，外生性因素过于集中，也过于戏剧性，我们自然会对这次由于政策强力导致的劳动力价格提升提出质疑，它究竟是不可逆的一种趋势，还是间歇性政策主导可能起伏的曲线。这需要我们重新来思考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状况。}

_{同样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民工荒”，农民工出现缺口。对此，有力量的解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他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刘易斯转折点”——简单描述这一概念，即，发展中国家有相当时期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但是，这种转移并非无限度的，当农村劳动力的供应与城市需求持平之际，即为刘易斯转折点。蔡的结论是:在经济增长率最快、就业弹性最高的情况下，2004年我们已经遇到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点;在最慢的情况下，即最慢的非农产业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就业弹性，我们在2009年也会遇到供给与需求相交的这一点。}

_{将这一宏观分析进一步简化，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达至平衡，以及此后劳动力供给减少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所举例证，同样戏剧性，“2004年以前，‘珠三角’农民工平均工资12年才涨了68元，而民工荒后，一年就涨了100元”。}

_{断然接受蔡给定的2004年或2009年的转折节点，或许并不明智，但农村劳动力供给并非无限，这并无疑义。农村劳动力供给终有平衡并减少的时间段，这也无疑义。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劳动力价格上涨，还有逆转的可能吗？在这种结构性的背景下，思考猪价、CPI的波动以及它们长时段的走势，那些偶然性的外部因素，只是叙述需要的传播元素而已。}

_{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制度将农村与城市刚性地二元化;之后，自由流动形成，却以身份等级、收入差序形成柔性的二元结构。即使以中国农民创纪录的2006年7.4%实际收入增长为例，《2007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报告说，农民工生活质量的全国总体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2%。当然，农业是各国现代化必须破解的难题，更是中国面临的挑战。所以，认真地讨论，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罗斯福“新政”的第一年(1933年)，因为价格低廉，美国政府决定宰杀600多万头小猪，以此提高猪肉价格——这是美国历史里，与猪及猪价发生关系最为有趣也最为极端的一次事件。或者那一事件与此次中国猪肉价格上涨事件成因不同，但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的解释值得注意，它不完全是纯经济学的分析——“有时候我们把农民当成猪一样卑贱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当成消费者，并且试图建立一种平衡的供应机制，使得猪肉保持平稳的价格，这对农民和猪都才是最公平的。”在此理念下，美国农业人口由当时占25.1%过渡到目前仅占3%，其转移方式与农业生产模式仍值得重视。}

_{二元结构，以及效益比较之下城市“收益”无限期地高于农村，那么，对于中国农民，城市必然会成为一种命定的归宿。而这种城市化进程方式，韩国作为一种结果，提供给我们的样板是:仅30年时间(1970～2000年)，韩国农业就业人口从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0%降至8.5%。韩国政府财政对农民收入的支持比例是创纪录的63%(日本58%、美国20%)，即使如此，在韩国电视剧里，能够收到两斤排骨的礼物，即为大礼——实际状况，二两重的牛肉相当于人民币60元。或者，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一幅图景？在这一前鉴下，猪肉与价格，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复杂格局，单单是一个农村与农民问题？同样，我们的生活指数，也不是计算者给出的那若干项统计项目分配权重简单计算的产物。}

_{当然，观察中国，或许特殊国情是必须重视的一种现实。仍以2004年农民工的收入增长为分析对象，公允而论，其变化主因未必是劳动力供给短缺导致。在这一年，中央的第一号文件是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宣传机构的重点议程是解决拖欠农民工收入……这种行政强力，是改变中国社会进程无可替代的中国式的力量。从这年开始连续3年，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部是关于农民的，从增收开始，然后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未来中国被期待的图景是“新农村”，行政强力对这一未来的主导，我们当然可以对未来中国抱有乐观。}

_{严肃地思考，我们面临的不是“三农”问题，而是中国问题。(}

猪肉一向对多数中国人有着特殊意义，畜牧系统的人都知道——“粮猪安天下”。

　　湘潭市岳塘区板塘乡原农办主任肖建芳感慨:“如果不是城市人吃不到低价肉了，

　　基层农民的生活，很少有人会像这样来关注。”

　　城市人一向认为，粮食和猪肉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越低越能保障人民生活。

　　这种想法让底层的农民很无奈。

　　记者◎吴琪

　　“引子”：疫病

　　8月3日，湖南省版图中部偏东的湘江流域，距长沙仅40多公里，全国“养猪百强大市”湘潭气氛紧张。

　　气温近40摄氏度，长沙正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这场干旱也影响到湘潭。长江今年的最大洪峰此刻正通过武汉，而在湘潭，一场抵抗“猪荒”的战役，也如同对洪水的抗争，紧张忙碌。

　　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价模糊的传导链

　　疫病流行，给了人们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就像天气不好会导致粮食歉收一样，谁能杜绝坏天气呢？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从更深层的经济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气、瘟疫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粮食和猪肉价格，但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湘潭市板塘乡摇泉村45岁的戴政洪，正在家门口和邻居干着简单的木匠活，高企的猪价看上去和他没有关系，养猪显然不是他今年的重点。戴政洪从1994年开始养猪，因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菜卖菜成为他的固定收入来源。待到2004年、2005年生猪行情非常看好时，戴政洪的养殖规模也曾达到最高峰，猪舍里有了七八十头猪。但是去年蓝耳病，一些养到100多斤即将出栏的猪病死，加上猪肉价格非常低，他杀了一些猪，血本无归，猪圈里一下子只剩下30多头。多数养殖户如戴政洪一样，行情好的时候马上扩大规模养猪，可是一旦猪多了，价格急跌;看到跌价，农户们又开始杀猪或弃养，猪肉又因为紧缺而涨价。戴政洪有些愁眉苦脸，他对记者说，“我们好像永远赶不上这个趟”。

　　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的莫石洪则要顺利得多。34岁的他从1997年开始养猪，刚开始只有两头母猪，2002年累积到100多头规模，今年达到500多头，成为青竹村的养猪第一大户。莫石洪的理论很简单，在经历1998年、2002年两个低谷期后，他发现养猪的行情即使再不好，“当年只有一两个月亏本，挺过去就好了”。所以莫石洪一直没有缩减规模，猪越养越好。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莫石洪显然比戴政洪高明得多。戴政洪看到的总是眼下的猪价，而忽略了生猪养殖6个月的生长期，没看到价格变化的规律。当然，莫石洪家的经济基础更好，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当养猪户每一年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决定了生猪存栏数量的变化，而他们的意愿又根据什么呢？有的农户看看隔壁邻居的猪圈，决定今年自己的投入。有些根据自己当年的经济状况决定，有些也开始对市场规律做预测。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这种预期做分析，农户在观察到价格变动后，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这导致农户存粮(以及存栏生猪)意愿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粮食和猪肉价格。

　　在高善文看来，猪肉涨价并不是一轮涨价的启动因素，反而是经济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价格变化，决定了粮食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这种传播渠道包括饲料、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引发种粮和养猪成本变动，影响了粮食和猪肉的价格。

　　高善文认为，2004年底到2006年初，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下降，带动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不断回落。由于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回落，包括粮食、猪肉在内的食品类价格指数也开始同步下降。猪肉价格下降挫伤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生猪的存栏数出现下降。2006年初全球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回升，一个季度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止跌回升，大约与此同步，猪肉和粮食等的价格也开始上升。伴随猪肉价格的上升，生猪存栏数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并在今年5月引起了广泛注意。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指数化债券等金融工具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变化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在自发而散乱的市场关系中，养猪农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难以掌握。上至国家相关部门，下到养殖户，因而很难对市场做准确预期。猪肉行业仍然在几年循环一次高峰低谷的状况中徘徊，只是这次肉价的反弹，在综合多种因素后，变得异常。

对农业保护是一个社会公平的概念，只不过各国保护方式不同，

　　利益分拆也就因国家而异。日本和韩国的保护以补贴加高关税为主，

　　欧盟则是执行农产品直接补贴政策，使农产品价格降低。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的财政

　　支出中有接近一半是给了农民，

　　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农民提供的补贴。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

　　农民们有权利要求和城市人口一样的报酬。

　　主笔◎邢海洋

　　肉价几许

　　两年前参加一次交流活动去了韩国，民宿时住在一个教师家庭，晚饭是家常菜，几个菜一个汤，饭后端上水果，香瓜、葡萄和橙子，切成小块吃，一盘盘端上来，主人真是殷勤。因为在超市里我们曾看到，所有水果价格都是我们这里的5～10倍，西瓜80元人民币1个，樱桃按百克卖，12元100克。

　　我们是一个几百人的大代表团，回到驻地，各民宿小组分别介绍自己受到的招待，有去料理店大餐的，有在家里的，还有逛街吃快餐的。对韩国吃饭之贵都啧啧称奇。比如餐馆吃饭，普通的海鲜饭、鸡腿饭每份8000韩元，相当于人民币80元。一人份的海鲜火锅，里面除了一片鱼肉、几个青口和蛤蜊，剩下的就是大量的白菜、胡萝卜和其他蔬菜，还要2万韩元。如果要吃鱼，一条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就是1000元了。以上食品由于有时令和品质区别，不好以偏概全。韩国的牛肉和猪肉价格却是可比照的，韩国排骨很多是用来烤的，一个4公斤左右的肉食拼盘就要800元人民币。在烤肉店，这种烤排骨一人份的价钱大概是1到2万韩元，合人民币80～160元。牛肉的价格更是猪肉价格的数倍，首尔的超市里上等牛里脊的价格每公斤超过9万韩元，是美国洛杉矶的4倍。大米更是韩国人的主食，10公斤的稻米价格要200～300人民币。

　　韩国物价已上涨到世界最高水平。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下设的研究所在今年初对全世界132个城市生活费进行比较，首尔位列第11位。在美国《商业旅行新闻》发表的100大城市逗留费中，一天的餐饮费首尔以202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世界富豪的度假胜地蒙特卡罗。以物价昂贵著称的东京的餐饮费只有158美元，比首尔少44美元。国民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韩国物价比收入达到4万～5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都高，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所以，曾在外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们回到韩国都说不敢轻易掏腰包。

　　这里有流通问题，以牛肉为例，因为要经过收集商、屠宰场、加工厂、销售点等各中间环节，仅流通费用就占牛肉价格的40%。从2001年到去年，牛肉价格上涨了9%，而销售价格上涨了100%。流通企业从中谋取了暴利。另外，比发达国家还高的关税和特别消费税也是导致韩国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限制主要农产品的进口、昂贵的土地价格造成的租赁费负担、越贵销量就越好的“有钱人营销”，消费者的虚荣心也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现在的韩国物价仍令人难以接受。

　　其实，按收入水平，韩国的农产品收入比例并不高于我们，但绝对值上的确远远高于国际物价，因而引起我们的“可怜”，吃着世界上最贵的农产品，工资却未达到相应水平。但这里却存在一个社会公正问题，只是韩国的工会组织做得更为激进，使食物价格甚至超过了社会公正所需要的水平。

　　在日本，情况也相似，超市里1公斤猪肉的价格相当于80元人民币，牛肉的价格更是澳大利亚牛肉的数倍，相当于500元人民币。日本和欧洲很多地方的肉类都是按百克标价，可见金贵程度。在德国，1公斤牛肉20欧元，也远超过美国的价格，那里上好的牛肉每公斤不过6美元，猪肉更便宜。享受着人均4万美元的GDP，而食物价格如此便宜，美国的穷人自可放开怀大快朵颐，因此肥胖问题才成了公害。其实，同样发达的欧洲食品也相对便宜，牛奶价格几乎和我们一样，有时比矿泉水还便宜。但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比较上，就不如美国来得廉价。

　　现在，当我们的猪肉也20多元/公斤，是否也意味着与国际看齐，或很难恢复到原来水平？

　　农业保护是一个社会公平的概念

　　韩国和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完全是保护的结果。日本对海外进口的稻米征收490%的关税，日本财政支农资金甚至超过农业GDP总额。2003年日本用于农业的预算为2366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90.5亿元，若预算折摊到耕地和农户，则每亩达2368元，每户达56728元。日本农户靠出卖农产品获得的收入甚至不如从政府获得的补贴。每一件韩国食品中，也有一半的政府补贴，政府先对城市消费者收税，再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收入因此被城里人“慷慨地”放大了一倍。

　　城市消费者就应该这样慷慨么？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本质上，对农业保护是一个社会公平的概念。只不过各国保护方式不同，利益分拆也就因国家而异。日本和韩国的保护以补贴加高关税为主，欧盟则是执行农产品直接补贴政策，向成员国农民提供大量财政支持，使农产品价格低。另一方面是农民富裕程度高，目前欧盟用于农业补贴的开支约为每年440亿欧元，占欧盟全年总预算的40%多。也就是说，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中接近一半是给了农民，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农民提供的补贴。当然问题也出来了，财政不堪重负。但对农业补贴的改革却难以落到实处，就因为各国政府对农民手中的选票有所忌惮。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农民们有权利要求和城市人口一样的报酬。

　　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飞跃，虽然也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但提高的速度远逊于工业部门。没有政府干预下，农业人口收入若要与工商业持平，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农业人口持续减少，且减少速度正好弥合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距。按理说，19世纪前欧洲大陆农业人口比重在80%以上，现在只有4%。美国最开始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拓荒者，现在农业人口只占到3%，且农业养活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工业革命前夜的1800年时世界人口只有9亿，现在是60多亿。但只要看看工业财富的增加早超过了这个速度，一旦人口转移不平衡，就会出现农业人口收入落后的现象。

　　从理论上讲，农业的收益率是不应该长期低于工业的。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不同资本用途的利益，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马克思也曾经分析过利润平均化的规律，说到利润平均化。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它会趋利避害，某一行业收益高，收益低的行业的投资就会转移进来。由于资本的这种自由转移，使得各行业的收益得以平均化。工业投资和农业投资也是如此。只要生产要素能自由流动，它们的比较收益也将逐渐趋同。所以，说农业的收益低于工业，短期可能，长期并不成立。

　　理想状态下，农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多少？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但在同一个世界，如果人员能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通，从事的若是两种传统行业，社会平均利润的作用一定使两个行业的平均收入相同。只可惜，两个前提条件远没有达到。实际经济生活中，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不具备。就是同一个国家，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尚不能自由向工业部门流动，更遑论国际化流动了。

　　按比较优势理论，韩国人均耕地只有0.5亩，而美国人均12.8亩，同样的东亚国家日本也只有0.5亩，甚至不如我国的人均1.5亩，都毫无比较优势可言。粮食生产的优势建立在土地资源基础上，也就是说，粮食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若计算起来，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人均耕地分别是韩国和日本的25倍、24倍、43倍和72倍。

　　日本或韩国人是否可以到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经营农场以实现人员流动？似乎可以，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通常是自由的，如北美与欧洲很多国家，只有身份管理，没有户籍制度。可这些国家的农业比较收益，为何仍没有工业高呢？答案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劳动力和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土地，流动却受到了限制。比如美、英、法等国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都对耕地实行严格保护，并通过立法加强土地管理。日本更是世界上土地用途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即使工业部门收益高，耕地也只能用于农业，而无法转用于工业。其结果，使得农业无法参与工业的利润平均化，农业的收益就赶不上工业。

　　分析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农业比较收益低，并不是农业自身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了限制。既然如此，政府要想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必须着重做好两件事:一是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进城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鼓励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加快农业人口非农化，用减少农民的办法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二是在保护耕地的前提下，政府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前面说过，保护耕地其实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需要政府支付成本的。再说，是由于限制了耕地向工业的转移才导致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那么政府补贴农业，也就是理所必然的了。

　　实际上，即使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大物博的国家仍然对农业补贴。发达国家劳动力增长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已经远远领先，1965～1995年，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际平均年增长率是4.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8%。但随着经济发展，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的比例会越来越小。而且在食品的消费支出额中，支付给初级农产品生产者的比例也逐渐减小，支付给加工和流通环节的越来越多。由于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接近饱和，在工业化进程中，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发展很快，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而如果农业劳动力不减少，就会产生更大的供给，供给就会超过需求。即使在国际贸易的前提下，由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因此国内需求和对外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同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的产出增加也会使农产品价格降低，由于农业劳动者不容易在短期内转移到其他部门，发达国家农业的收入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由于需求的限制，美国等国家往往在农产品价格低时，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1999年世界谷物库存极高。世界农产品价格走低时，美国、欧盟、挪威、瑞士等国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水平，以保持农民的收入水平。

　　而日本和韩国由于土地资源的下降和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农业的比较优势的下降速度更快。与美国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相比，日本、韩国农业的比较优势迅速下降，其日本农户经营规模小，阻碍集约化，故而不得不靠天价大米和牛肉保护农民利益，避免社会矛盾。

　　制造些通胀

　　从改革前的工农收入比2.5:1扩大到现在的3.5:1，我们政府虽然取消了农业税等一些税费，但距离城市和农村人口收入持平，还有很远的差距。

　　为什么不靠大规模补贴和关税提高农民收入？日本和韩国在改变农村政策前，农民和我们的农民一样处于赤贫状态，但日本只用了10余年时间就扭转了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2年起农村超过了城市，那时候日本的人均GDP不过2000多美元。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时候提高农民收入，做到社会公平，并非不可能的事。当年日本能够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而我国这些年却不断拉大，根本原因是政策不同造成的，尤其是政策背后的发展理论是不同的。美国对农业的巨额补贴也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可见，改善农民收入根本不需要GDP达到何种高度，只需政府代表农民的利益。

　　提高农产品价格是农民增收的必由之路，甚至是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一剂良药。甚至可以说，不管消费者愿不愿意，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土地、农业人口和能源等价格提高了，农产品价格没有理由不提高。否则，农田就会变相流动到房地产市场，农民也会进城打工。

　　但世界各国的补贴农业经验，若一定等到农产品自发提价，未免是政策选择的不智之举。全世界都在大规模补贴农业，我们没理由把农民推到和澳大利亚、美国的大农场直接竞争的地步。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鼓励农民种粮的唯一选择，这也使剩余劳动力的收入得以提高。沿着这个思路，人为制造些通胀，使农民的收入提高，甚至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好办法。我们的问题是经济过于依赖出口加工业消化剩余劳动力，带动经济。所谓“制造通胀”就是把长期低估的要素价格扭转，使能源、土地、资源、资本等回归，使因为缺乏监管而忽略了环保成本以及劳工福利的生产过程增加成本。政府通过要素改革来逐步提升要素价格，并加强执行环保法和劳动法来提高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