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富路径

　　龚爱爱是神木县当地人，出生于神木县解家堡乡双卜树村，在七兄妹中行五，从小天资聪颖，能说会道。16岁时，她寄居于在县城任公安局长的舅舅家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谋职。

　　此后她的经历堪称“励志”。她勤学好问，努力工作，一路升迁，升至神木县农村信用联社稽核科长。

　　2004年，神木县信用联社改为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并开设分行，龚爱爱被任命为兴城支行行长。

　　随后，她抓住神木县资源型城市对资金需求的特殊机遇，利用职权广结人脉，财源滚滚，迅速跻身神木“四大富婆”之列。

　　在财富之外，她亦享有政府荣誉：榆林市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

　　回过头看，龚爱爱获得财富和声名，有运气，有其自身努力，也离不开煤炭和农商行这两个关键词。

　　神木县得天独厚，拥有优质煤炭资源。即便一半以上煤炭资源归于国有，另外属于民营企业的煤矿，也足以给神木造就多位亿万富翁。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神木煤田就已开发，但一直没能打开市场。直到2000年左右，国际能源需求直线上升，神木煤炭一夜爆红。

　　那些前期投资仅1万余元的原经营户，瞬间爆发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那时，大部分国企银行的信贷管控较严，而管理相对松弛的农村信用联社（农商行前身），成为人们争相巴结的对象。掌握信贷权的人成了除煤老板外最先富起来的人。

　　和其余以煤炭起家的另外三大富婆不同的是，龚爱爱的头衔是大名鼎鼎的“农商行副行长”。她手中的贷款和存款量，远超其他包括四大行在内的任何一个行长。

　　这与农商行不同于其他四大行的体制有关。相较于四大行，农商行的机制更为灵活，在农商行贷款较为容易。2006年左右，煤炭价格大涨，金融更成为稀缺资源。一般银行贷款多为抵押贷款，在神木，一半房子为小产权房，无法办理抵押贷款。只有农商行可办理担保贷款，只要有两个担保人，不需抵押房产，即可贷出资金。

　　此外，四大行贷款需所在市分行批准，县级机构没有审批权限。而农商行的一级法人是神木县，在当地就能批贷。2012年12月，神木县总存款600多亿元，贷款400多亿元，农商行的存贷款量占据半壁江山。

　　这些因素，加之龚爱爱性格中有豪爽大气的一面，只要有熟人介绍，她就能放贷。她手下的贷款和存款额迅速增加，也逐渐成为当地人口中“最有含金量”的行长。

　　作为回报，煤老板会赠予“干股”；加之2006年始，其家族也参与煤矿开发，龚爱爱积累下巨额财产自有其灰色路径。

融资“保险箱”

　　在神木县地下金融界，龚爱爱也颇负盛名。神木县在煤炭开发的早期需要大量金融资本，因银行资源有限，其余几百亿资金缺口由民间融资完成。

　　民间借贷在神木县司空见惯。

　　神木县一位金融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三年前神木一条街上，开着十几家小额信贷公司司空见惯。

　　约有80%的民众参与过民间融资。但民间融资的规模并无确切统计，据当地一位金融界人士粗略估计，神木县一年民间融资金额约为500亿元，其中大部分资金，外流向西安、北京、海南、内蒙古、新疆和甘肃等地。其中，流向西安、北京、海南的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内蒙古是房地产和煤炭资源并重，新疆和甘肃则用于开发煤炭资源。

　　民间融资的具体操作程序非常简略，并无任何风险防控，依靠的是原始的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

　　首先，从众人手上吸收到资金。散户的资金通过各种途径，集中到有“信用”的融资者手中，再投入煤矿、房地产及其他实体行业，然后坐等年度或季度分红。

　　据神木县一位参与民间集资的人透露，神木县近一两年来的融资利息最差不低于2分的月息。

　　而早年间，1∶10、甚至1∶100的暴利分红也曾有过。

　　一位神木县民营企业老板回忆，那时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信任。

　　常常是亲戚朋友谁有什么好的项目，信息共享，都可入股分羹。老板之间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资金的流转，常常只需一张简单借据，此外无任何合同。即便农商行以信用担保为主贷出大笔资金，不良贷款率也很低。

　　在这样的民间金融背景下，龚爱爱“当仁不让”参与了地下融资。凭借较好的人脉，她在地下融资界有“保险箱”的美誉，口碑甚好。不少当地人对记者称，自己是龚爱爱的受益者。

　　“如果把钱放到其他融资者手中，会习惯性问这钱是用来投资地产还是煤矿？但一听说是龚爱爱，就不再追问。” 民众眼中“保险箱”的神秘光环，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神秘。一位神木县当地了解金融市场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像龚爱爱农商行副行长这种身份，可承担一个中间人的作用：联系手头有钱的人以及想贷款的人。”

　　龚爱爱的身份不仅是信誉的保证，在具体操作中也享有优势。

　　还是这位人士告诉记者：“一个人需要1个亿的资金，其中4000万元是民间融资，剩下6000万元从银行贷款。6000万元如果通过龚爱爱贷款，那是合法的。一般情况下，很可能龚爱爱从银行贷款6000万元，然后以高利息转贷给该老板，那么她就涉嫌高利转贷。”

　　不过，龚爱爱一般不会以自己的名义操作，可能借用亲戚或者朋友的身份证完成，很难查证。

　　据媒体报道，近五年来，农商行贷款月息在9厘到1.2分之间，龚爱爱转手放贷的月息可能在2分至3.5分之间，甚至更高。

　　龚爱爱也投资实业，将资金投往房市。2008年开始，SOHU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前往榆林、神木等地推销房产项目。

　　在神木人的记忆中，潘石屹几年间来往数次。正是在这个时期，龚爱爱及神木的一些有钱人买了SOHU北京的项目。神木县当地的房地产，一度蓬勃发展。著名的神木创业大厦，其背后大股东即为龚爱爱。

　　2010年开始，西安进行城中村改造，神木县的许多有钱人前往西安投资地产项目，龚爱爱也在此列，以公司形式入股位于西安浐灞新区320亩“辰宫领汇河湾”地产。

　　在煤老板和集资民众口中有着较好人缘的龚爱爱，却屡屡和项目合伙人不和。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龚爱爱几次半途将合作者踢出来，本来谈好要给100%的回报，有时仅给20%—30%。这种做法得罪了不少人。

　　据神木县商业圈内人士猜测，置龚爱爱于舆论漩涡的发帖人，就是龚爱爱的项目合作伙伴之一。也许他只想给龚爱爱“一点颜色看看”，不料引起轩然大波。

光环破碎

　　融资的狂热，带来了财富的增长，接着是更疯狂的融资、更多的财富——这样的金钱游戏，能持续多久？在这条金钱维系的链条上，被串在一起的人们，谁能独善其身？

　　“豪爽大气”的龚爱爱，命运也不可能永远眷顾于她。去年10月，当地一度有龚爱爱自杀的传闻。

　　“房姐”事件之后，有人将传闻归结于她的地下融资资金链出了问题。亲近她的人则否认此事，解释为情感问题导致她情绪低落。

　　关于资金链断裂的猜测并非没有依据。2012年，一场从鄂尔多斯开始蔓延的地下融资危机蔓延到神木。

　　先是2010年“4万亿”之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信贷紧缩，资金缺口靠高息的民间融资来弥补。

　　融资者投资的项目却是房地产等长期项目，利息高企，短贷长投，加重资金流转困难。近两年，神木煤矿业进入整改期，投入大，短期没有回报，加之经济大环境低迷，导致煤炭用量减少。

　　房地产投资也不乐观。龚爱爱和多位神木老板投资上亿资金，用于西安的城中村改造。因拆迁困难，许多项目一再延后开盘，加长了资金周转周期。

　　从2012年八九月开始，神木县地下融资资金链紧张乃至断裂的情况就开始出现。

　　原本被人们仰视的融资大户，纷纷褪下神秘光环。

　　2012年年中，内蒙古神泰矿业投资集团法人代表、神木人刘旭明，因资金链断裂被内蒙古警方逮捕。

　　他投资的项目大多在内蒙古，融资则主要在神木，约有十几个亿的债务规模。神木县的一些老板损失惨重，有的人损失高达上亿元人民币。

　　2012年下半年，神木集资大户神木县新世纪黄金珠宝城老板张孝昌炒黄金失败，损失惨重，散户的钱血本无归。连续多日，数百散户天天在政府机关门前上访。2012年12月，神木警方逮捕了张孝昌。

　　张孝昌的被捕，是神木地下融资市场资金链断裂的标志性事件。

　　张孝昌的集资名单包括大批政府官员，据神木一位政府人士说，政府官员的集资约有3亿－5亿元之巨。

　　得知张被捕的当天，政府官员们即把钱抽走，拿张孝昌的黄金做抵押的工商银行也迅速收回贷款，基本未受损失。几百位散户的资金则不知收回几何。

　　因神木老板之间资金相互拆借非常频繁，张孝昌的资金来源还包括神木县一些大老板。

　　龚爱爱和神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牛文儿即在此列，他们借给张孝昌的资金金额有上亿元之巨。

　　张孝昌资金链断裂像一张多米诺骨牌，压垮了散户、典当行、投资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散户要求撤资，给典当行施加压力；典当行又向以往地位极高的投资人施压。而投资人的财富多在房地产、煤矿等项目中，即便资产大于负债，一时也难以拿出大额资金归还典当行。

　　2013年2月4日，散户们聚集在牛文儿为股东之一的神木天峰大酒店门前，打着讨债的横幅，将神木地下融资的危机赤裸裸暴露在阳光下。

　　金融环境的改变，也使农商行改变了自己的贷款模式。2012年下半年，农商行停止担保贷款。

　　但这只是亡羊补牢。

　　事发之后，对于龚爱爱的资金链问题，当地借贷给她的生意人依旧有较为乐观的估计，“她的资产肯定大于负债，只不过卖资产回收资金需要时间”。

　　他们的信心，源于龚爱爱并未出逃。帖子刚出时，龚爱爱甚至公开回应质疑，解释自己之所以办假身份证，是因为一个道士建议她改名为“龚仙霞”。

　　无论真假，这个解释给她的下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这也许只是龚爱爱的自我安慰。

　　让神木的“龚爱爱们”稍松一口气的是，2013年初，信贷环境有所宽松。神木县的老板可以在西安等一些银行贷款，神木地下金融困境也可暂时舒缓，龚爱爱事件也许会逐渐被人淡忘。

　　但潜在的危机，必定还会在未来某一时日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