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贡献什么？

陆 铭*

几年前，有一次钱颖一教授到复旦讲关于现代经济学的体会，后来我送他回酒店，他问我

，如果再往下讲，可以讲什么内容，当时，我就提出可以讲今天的题目。坦率地讲，我们

都是“土鳖”，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 “土鳖如何发展”，或

者“土鳖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当时提到这个题目其实也是我自己心目中的一

个疑问，我一直在琢磨到底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自己在“learning by doing”过程中也

不断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今天也是一个机会来系统地整理我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今天我讲这些东西，心里还是有些恐慌的，因为现在中国研究做得好的人很多，但是目前

在国内研究做得好的人可能也没时间讲这些东西。我自己虽然做得并不好，但还比较愿意

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心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在复旦连续讲了几场，就是与经济学研究

的心得有关的内容，并且这几次谈话已经被整理成文字稿，在我的个人主页上可以找得到

的。我之前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国内读硕士或者博士的同学特别需要知道的，大家都很

迷惑，或者从某种角度讲大家觉得没有信心，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国外回来的

博士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在国内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差了，如果不出国就没有希望，

在国内做研究，不可能做好。我今天所要回答的就是可能在大家心目中存在的疑惑，或者

至少在我心目中存在过的疑问，所以，我给今天的讲座取了个题目，叫“本土经济学博士

可以贡献什么？”今天谈话的起点先不谈学术问题，不是经济学本身的问题，先看一下我

们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让我们跳出经济学研究本身，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历史结点上。

一、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世界
要看中国的问题，就要先来看一下美国，因为这个世界基本是美国作为政治经济强权来主

导的。美国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呢？我认为美国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正在遭

受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美国所信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

在美国国内造成了很多的社会不和谐，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特别

是表现在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分割严重。当然，对美国的现象还可以有另外

一种比较正面的理解，比如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化，现在已经不是马克思年代所

讲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绝对对立的时代，现在，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了，大

多数人都拥有资本，并且是股息的拥有者，所以资本主义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不管怎

么样，不管是从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来评价美国的市场经济，美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

大，国内矛盾有所激化，这一点基本上是大家不会有争议的事实。
第二个要提到的问题和政治有关，国际上单极世界的理念实际上在受到质疑，美国的自由

竞争的理念到了国际上，就变成在国际关系中把国家之间也理解成竞争性的关系，这套理

念最最集中的体现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那本书，他把国际关系理解成“我们”和“他

们”的关系，“我们”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体系和他的经济体制，而所有其他的世

界比如说伊斯兰世界，包括中国的儒家文明的世界都是在“他们”的范畴之内，把国家之

间文明和文明之间关系理解成一种冲突和对立的关系，那么解决这种冲突就是要通过竞争

。但是，自从“911事件”以后，国际上对于美国这种对文明的关系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也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三方面，中国最近几年提出“和谐世界”的构建，那么在这个和谐世界的构建里面，马

上要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代表将在这个新的

秩序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一步的问题就跟另外一本在政治学里比较有影响的书——福

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有关，他讲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已经到了全世界体

制将收敛到唯一模式的时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那种自由+民主+市场的体制模式

，除此之外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另外的一种现代文明的模式。这里就涉及到与发展有关的问

题，大家都知道，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多国家在搞发展，搞体制转型，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

题是：中国是否也在发展中不自觉地也收敛于西方的那种模式上去呢？如果是这样，那历

史在这个意义上就真的是终结了。

我们的中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中国现在成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大，但是随着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家现在开始问一个问题：中国改革一

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要摸到哪里去？你的对岸是什么？现在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越来

越大，大家觉得中国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中国目前的决策方式令很多人都觉得不安全，因

为随着国际经济政治交往越来越多，外资也卷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政策决策过

程是不透明的，那么中国未来将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和决策方式呢？国际上各界人

士（包括政界的学界的），都在问同样一个问题：中国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现

在这个问题有没有被回答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被回答了，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是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从学术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它的内涵是什么？我自己的观察是，从

来没有人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过。我们所谓要建立的是有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

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什么？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过。我这几年的研究也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所谓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或者再讲的大一点，就是有没有亚

洲模式？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前面讲到的“历史终结”的问题。在1990年代福山写《历史的

终结》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亚洲经济的高增长期的结束，而且

是亚洲经济转型尤其是日本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渐地是在学欧美，再加上亚洲经济增长速度

的逐渐放缓，国际上开始有一种声音，就是亚洲奇迹只是一种数字上的奇迹，它并没有开

创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那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中国模

式”？这就提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的现代文明发展是不是有

不同的现代化方式？如果是的话，即我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确有一些特色的话，那么，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当我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是不是可

能持久地存在所谓的“中国特色”。如果是的话，它是不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对于经

济的转型来讲，它是不是提供了一种经济转型的模式？对于一个大国来讲，中国的发展是

否提供了一个大国发展或者大国治理的模式？这些问题其实或多或少都与我们的经济学研

究有关，而到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被回答的一些问题。

经济学的时代
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济学本身，刚才我是从美国和中国对比的角度来问一些问题，如果大家

注意到经济学前沿发展方向，我今天也特别想提到的，也是我在前面几次讲经济学研究的

时候反复提到的三个新的经济学发展的动向：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第二个是社会经济学，

第三个是比较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个新的词叫“new political economics”，这个研究

就是通过比较各个经济体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决策方式来揭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为什

么会有差异。在中国，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

重要因素。
第二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是所谓的“新兴的社会经济学”，就是“social economics”，

在1960年代的时候，由贝克尔所开创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学方法的结合基本上是把经济学的

分析方法用来分析原来都属于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婚姻、歧视、犯罪这些问题。

这一轮新兴的社会经济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原来的“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s

sues”转变成“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behavior”。换句话说，原来是用经济学的

方法去分析社会问题，而现在新兴的社会经济学是行为的社会经济分析，也就是在经济学

的个人主义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引入人的行为社会维度，也就说，你的行为要以

你自己所处的一个group，一个社会群体的行为为参照。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步是人

如何选择自己的群体，第二步是当选择自己的群体时，如何把自己所处的群体的行为作为

自己的参照，而考虑自己行为的最优选择。
社会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social capital”，即社会资本。一讲到社会资

本，就会涉及很多大家传统意义上都认为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但是现在都是经济学

所关心的前沿问题，比如社会网络、信任、规范、文化、习俗……一讲到这些概念，大家

就会有体会了，在这些方面，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差异就来了。比如说“social net work”

，西方人的“social net work”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上，所以他的“social ne

t work”是社会组织，是同学。而在中国，“social net work”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就是

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在内圈是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然后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成

员，这是中国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信任，现在有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信任度要比

中国更高。中国的信任是要分对象的，中国对家族内部的亲戚朋友的信任度要比西方高，

但中国人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要比西方低，这也是有差别的。只要大家有一些历史、社会学

和文化基础，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差异。
前面两个学科就很自然地引入了第三个学科，就是“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大家

知道比较经济学在1970、80 年代以前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它的主要任务是比较计划

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但随着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中国、朝鲜、越南、古

巴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转型了。在中国和越南，市场体制

也被逐渐建立起来了，所以老的比较经济学，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后

来，随着经济学的进展，以Stiglitz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信息经济学引入比较经济分析

体制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计划经济在处理信息的时候不可能优于市场经济，所

以计划经济必然要瓦解的。这样来看，传统的比较经济学已经过去了，现在新兴的比较经

济学在比较什么呢？实际上与刚才所讲的东西有关，就是大家都是市场经济，但是不同的

市场经济在社会和政治的纬度上还有千差万别，用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词就是“国情”，

大家“国情”都不一样。那么，每一种国情的存在是否都适应了经济的特定需要呢？大家

的国情不一样，社会政治基础不一样是否就会在经济的发展方面表现出绩效的差异呢？这

些就是新兴的比较经济学在回答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时代
我们把历史的、现实的背景和经济学发展的潮流讲完以后，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学。中国

经济学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发生了巨大的进步。1994年，邹恒甫老师在

武汉大学建立了“高级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老师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

心”，这两个中心的建立，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现代西方经济学被全面而系统地

引入中国基本上是可以用1994年来断代。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学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

把10多年前的《经济研究》和现在的《经济研究》比一比，再看看10年前在国际上发过英

文文章和现在在国际上发过英文文章的人来数一数，这些指标就会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明显

的趋势，就是中国跟国际接轨非常之快。但是，中国经济的现实提出了很多在既有的经济

学理论中没有被很好地回答过的问题。
1、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
首先是刚才反复强调的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或者叫做社会和政治基础。从社会角度来

讲，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国有一个“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而这个基于

关系的社会结构，又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是重视家族，或者用费孝通的说法就叫

做“差序格局”。家庭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看我们周围的生活，就会发现家庭或者基于

家庭的关系网络，在我列出的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比如说教育，中国子女的教育是由

父母来进行投资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加拿大的学生去复旦访问，其中有一个华人家庭的

女孩子，她从小就生在加拿大，我们谈到儒家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她就讲：即便她从小

就生在加拿大，她也能感觉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差别是很大的。在加拿大，大学的学费

是学生自己筹的，没钱就去借钱，而华人家庭是父母出钱对小孩进行教育投资。从经济学

角度来讲，这就和家庭第二个功能有关系，就是在中国孩子是父母养老的一个渠道，就是

中国有句古话所说的：养儿防老。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直觉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商品对

于你来讲除了具有消费性质外，还具有投资性质，那对它的投入就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

说，孩子在西方社会里更多地是“消费品”，而在中国就更多地具有“投资品”的性质，

父母到孩子长大后，是要从孩子那里拿回报的，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增加对孩子教育的投入

，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亚洲文化圈中普遍重视教育。传统上都把这个问题理解成是一

个文化问题，可是我认为不光是文化的问题，这是可以被经济学所解释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储蓄了，如果去问问中国人的储蓄动机，排在前两位的就是养老和

教育，这个道理很简单，西方人是不会为子女教育储蓄的，而中国人从小孩上幼儿园开始

就开始给小孩存钱上大学了，银行也很聪明，专门开辟了这样一个储蓄品种，每个月存点

钱，到小孩上大学后就可以取钱。这个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储蓄率为什么会高。当储蓄

在金融市场上转化为投资，这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儒家文明圈中投资率又

非常高，所以这一连串的宏观经济现象其实与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文化是有关系的。
那么再来看买房。我们都讲房子贵，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房子的确很贵，比如用房价去

除以收入。可是昨天在东南大学晚上跟几个老师一起吃饭，有位老师就讲到他的一个硕士

生，还没毕业就要准备在南京买房了，这个在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哪个

国家的硕士还没毕业就能开始买房了？五年以内能买房就差不多了，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是

租房的。所以大家对中国房价高不高的理解要把社会结构考虑进去，就中国购房需求来看

，不是“我”在买房，而是我一家人在买房，有时也不光是我一家人在买房，而是我的亲

戚朋友帮我一起买房。我最近就干了一件事情，把我的5万块钱借给了我一个同事，这就涉

及到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中国的社会关系还是一种金融机制，有了这样一种金融机制以

后，住房需求就可以比西方更高，所以中国的房价高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下产生的。讲

到金融，除了我刚才所讲到的买房子，你在农村借钱，比如在浙江的农村，十几万的现金

上午借下午就可以给你，而且不开任何借条的，如果不是传统的家族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

在维持，还有什么东西能维持？
接下来要提的就是分担风险。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消费都是取决于人的终身收入，如果我

可以预期我的终身收入的话，那如果受到外来的冲击，我的消费是不会波动的。如果我终

身的收入不变我的消费就定了，所以生个大病啊，或者遭受个自然灾害，消费就不变。但

是，金融市场是不可能完善的，所以西方的研究就认为人的消费会跟当期的收入有一定关

系。可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文献里面，发现在消费存在过度平滑，就是说，在一些金融

市场并不完善的国家，消费似乎平滑得非常好，按照西方的理论来讲，这就是过度平滑。

想象一下，在中国，如果你受灾了，你的消费会显著减少么？可能不会的，为什么呢？因

为你的身后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在支持你，你受灾了就可以向亲戚朋友去拿钱，然后如

果你的亲戚朋友受灾了你再给他钱，所以中国的家庭或家族就成为大家分担风险的机制。

所以，中国的分担风险和平滑消费可能不是在完善的金融市场上通过跨期的决策来实现的

，而是在空间上在同家族同家庭的成员之间，甚至村民之间相互平滑的，所以不需要有完

善的金融市场也可以做到这点。这是理解中国经济非常重要的内容，可是在传统经济学中

是没有这些的。
2、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
从政治上来讲，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基于财政分权的政治结构，大家对这个相对

比较熟悉。我们2007年《经济研究》第一期上面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讨论中国如何在分权

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了增长。分权的政治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地方拥有财政分享的权

利，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于是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

。这个激励结构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中国的分权体制是跟政治上的集权在一起的，我们

的分权体制是跟在政治上对官员的考评体系挂钩的，是建立在地方和地方间的竞争和GDP考

核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尽管我们说中国

当代的体制是一个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其实你去想想，去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

，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不是新中国的发明，中国从秦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大

国开始，在政治上就一直是实行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而这种集权体制在明代以后有加强的

趋势。而在经济上，中国主要采取的也是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为什么要在经济分权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政治的集权呢？进一步来讲，如果经济

的分权加政治的集权是一个大国有效的治理结构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我们从西方社会

科学中所借过来的一系列的概念？比如说民主，什么叫民主？我们很容易以西方作为参照

，认为民主就是投票，就是全民公决，可是大家想想看民主的实质是什么？民主的实质我

认为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政治体制中的官员能够听到来自草根的声音，第二条就是权利

存在制衡和竞争。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做到刚才所讲到的

两点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3、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
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最近我和我的同事和合作者陈钊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

是中国的“二元社会”问题。我们来看发展经济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道理来

讲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最有用的理论就是发展经济学。可是我们看一下发展经济学

给了我们什么？从刘易斯那个年代开始，半个世纪过去了，发展经济学主要给我们提供了

两个词：工业化和城市化。可是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全球制造基

地，全世界到处都是“made in China”，我现在出国是不买东西的，特别是到发达国家，

要么就是很贵，要么就是中国制造。很多沿海城市，像北京、上海等都进入了所谓的“后

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工业了。再来看城市化，如果把流

动人口算作是事实上的城市人口的话，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现在从统计数据上来

讲，基本上是一年一个百分点在增长，这意味着，再过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70%。


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发展就结束了呢？

没有。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即将把原来落后农村和现代城市的二元分割，搬到我们

的城市里面来，当我们的城市人口达到70%以上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是新型的“二元

社会”，就是原来的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的二元分割，而这个二元分割在现在有什么样的

基础呢？首先是户籍制，然后是和户籍制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保障、医疗、子女的教育、劳

动力市场政策等等。如果在城市里本地人和外来农村人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社

会分割长期地存在下去，加上社会的“群分效应”，就会导致很可能在未来的城市里面，

低收入阶层（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流动人口），他们跟富人（原来的城市人口

）在居住上是分割的，在公共政策上，外来的庞大人口很可能不认为政府是代表他的利益

的。如果在未来我们城市人口有接近一半的人口都是外地人，而外地人根本就不认为政府

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
现在来看看发展经济学，它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知识来告诉我们，怎样从社会的分割走向社

会的融合，而这一过程又对经济发展有怎样的含义？这才是我们中国社会所面临真正的发

展问题，所以最近陈钊和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的标题就是“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

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在研究什么样的机制能使中国从分割的状态走向融

合的状态，这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有重大的意义。
4、“发展的三角”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所谓“发展的三角”。我在最近的几年中，试图去理解中国社会

政治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机制，想来想去，最近在心里慢慢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在这个三

角关系里我找到了在我的理解里非常重要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是社会政治结构，第二个变

量是经济增长，第三个变量就是收入差距。我现在认为，把这三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给

理解清楚是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这条道路的核心，而我最近又在这个三角关系基础

上加入了市场，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近上海市社联准备在明年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的时候出一套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各一卷，其中经济卷的是让

我来主笔，最近我在写提纲的时候，脑子里浮现了这样一个短语，就是“市场转动发展的

三角”，什么意思呢？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的改革的话，会发现我们中国第一阶段的

改革基本上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即刚才讲的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和

基于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变过──到增长，但是在这个增长过程中，由于是借助于市场的

机制在运转的，它把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里面不均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资源转化成了

第三个变量，就是收入差距。在我的思考里面，这个收入差距会反过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有很多机制，比如说收入差距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在其他人的研究中也讲到，收入差距

还将影响到贫困的治理、收入的流动性、信任、健康、环境，等等。如果这些都是在收入

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的话，那么，这个代价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

就将进一步去推动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所以，中国的改革第一个阶段的三角是这样转的

：从社会经济结构到经济增长到收入差距；而第二个阶段当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反过来转了，收入差距危害到增长的时候，由增长的目标去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
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呢？去看一下国际上一些前沿经济学的研究，就会发现，现在有一些

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诺斯）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试图为西方发达国家

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前沿话题。

可是我们没有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

现实，我现在在复旦就在推动这项工作，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改革以来的三十年，甚

至进一步去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的逻辑。当然，这个野心很大，我只能说我会努力去

做，但不一定做得成，我可能知识不够。但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主要是想提问，我列出这

么多方面，是想跟大家讲，中国的发展里面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没

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的，为这些问题提供来自于研究的答案不光具有推动中国政治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推动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学术意义。经济学的发展从马

歇尔以后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走过的是一条一元化的道路，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但是，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注重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而这

种差异性的研究是具有推动经济学发展的意义的。
5、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处的阶段
讲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我们接下来讨论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提供一些

背景性的东西。前不久我跟我们学校一个政治学老师谈问题的时候，他讲政治学在做研究

的时候是分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总结事实，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阶段是进行比较，特别是跨国的比较；第三，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提炼规律。他

讲完这话后我心里就在犯嘀咕，这何尝不是经济学该做的工作呢？我们经济学也应该是在

总结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然后再去提炼规律。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经济研究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上呢？我的判断是，我们

基本上是处在第一个阶段，在某些问题上在逐渐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还没有到达去全面

建立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的阶段，即便是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思考，也只是一些

非常初步性的思考。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总结事实，并且进行比

较，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回答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发展和转型问题，第三个就是跟前面这两

个有关系的，我提两个词，一个是“分工不细”，第二个是“总体认识”。所谓分工不细

就是现在有太多的大问题需要回答，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都试图去想这些大问题，小研

究做得不够，从学术积累角度来讲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当中一个阶

段的现象，就是有太多大问题要回答，以至于展开一个新的问题的研究的边际回报要比在

原来研究基础上进行一些后续研究的边际回报更高。不断进行新的问题的研究，坏处就是

很多问题的研究开了个头就没有深入下去，但是它还有个好处，就是所谓“总体认识”的

重要性。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要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从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研

究的进展角度来讲，中国式的做学问方式和西方做学问的方式是人类进行思考的两种并行

的方式，而由于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形成了一种

对西方做学问方式的盲目崇拜。我自己的看法是，西方式的做学问方式对知识的积累绝对

是对的，但是西方做学问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他把每一个人的思考放在一个严

密而细致的分工体系里面，把人的知识局部化再局部化，以至于使我们对知识的积累和对

社会问题的理解，产生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我们的很多博士毕业后，对

于一个很小的问题的理解得非常之深，但如果让他去谈一些大的问题，就拿捏不住了。而

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是正好倒过来，就是每个人基本上都能侃侃而谈，想一堆东西，在我

们社会里这样的学者太多了，但中国人却不大善于做小问题，积累性的问题。我觉得一种

比较好的方式是两者结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在思考的时候去想那些大问题

，但是在写文章做研究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可操作性的研究的切入点，并且把自己的研究

放在一个已经有的研究文献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部分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贡献什么？

二、中国经济学研究可以贡献什么？
首先是中国有太多的事实不清楚，这些事实与发展都有关系。
第一，城乡分割有什么影响？在收入差距上基本是清晰了，城乡分割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

，但与城乡分割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一般认为父母进城，留守儿童心理受

到影响，成绩会比较差，但至今都没有可信的研究来证实这一点。还有二元社会，前面提

到二元社会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但迄今没有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新移民对城市政府的

信任感如何。
第二，收入差距产生不平等，可能出现社会动荡，但并没有很好的证据来告诉我们老百姓

对收入差距怎么看待，只有一些边缘的研究。比如，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快乐感主要取

决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这就表明，只要收入保持增长，每个人都会很快乐。还有研究显示

，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曲线图和中国犯罪率曲线图放到一起，发觉两者惊人的一致，但是

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因为用的是时序数据。
第三，前面提到中国的家族很重要，现在有人发现关系网络能够帮你找到好的工作，提高

你的收入，但在其他方面还可以做研究，比如买房、教育、储蓄等，我还没看到文章研究

中国人买房行为的。
第四，在大变动时代人们的生活怎么变化，最近MIT的Duflo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题目

就一个字：Dams（大坝），很快在QJE上发表。文章研究印度的大坝建设，证明在大坝下游

居民是收益的，而坝区的居民福利总体上是受损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例如三

峡大坝，下游居民肯定是受益的，但三峡移民的福利呢，新闻报道说三峡移民的回迁率很

高，因为迁移后基本没有Local Social Capital，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又没有土地，生活

很困难。在国内，经济学家对这样的问题关注很少，但这些都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事实，我

们还缺少必要的记录。
最后，我们的市场化到底要走向什么地方？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受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训

练的，所以在10前我做学生时，我也相信浙江是中国的未来，因为浙江的市场经济是草根

型的，但现在浙江的民营企业老板纷纷入党，很多企业是一人办厂一人在政府里面。现在

浙江一些重大工程招标，有些人凭关系拿到了，如果你问那些没有中标的，他们告诉你只

是他们的关系不够硬，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以后再投资于关系就是了。因此

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我持有谨慎的态度，中国未来所生产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

可能不是一样的。大家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好好去想，什么叫“民主”、“政府”、“社会

”、“权力”、“公权力”，这些概念都是我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放到中国社会中的时

候，这些恐怕都要重新思考。不管怎么样，在你对这些问题下判断之前，你一定要多做实

证研究，Document the history，就像新闻记者，像拍记录片一样，用数据、案例把中国

的现实纪录下来，这是我们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拥有数据的话，还可以去检验一些理论。中国的经济改革给我

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个改革类似于自然试

验，大家计量都不错，应该明白自然试验的重要性 。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中，许多都跟

全球化和市场化有关，这方面的理论都没能得到很好的检验，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这

个机会；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提供的数据有非常大的Variance（变异），学计量

的人都知道，没有Variance就无法看到变量间的显著关系，从纵向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这

么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从横向来看，西部比上海要落后几十年，所以不论

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中国的研究简直就是一个宝。所以在我个人的研究就经常关注市场

化和全球化与某一个方面的关系，比如全球化里的产业集聚、全球化与市场整合。在市场

化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市场化与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在我的一

篇文章中研究了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其中我提到一个波兰人的书，书中说波兰人对

政府的信任在转型过程中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他是通过时序数据来描述的，而在

我们的研究中，选取了中国22个省的900多个农村家庭作为观测点，我们对市场化程度的度

量仅在每个省有一个观察值，即使如此，22个关于省级层面的市场化指数都使得其与信任

呈现出倒U型关系，这就与中国的数据有非常大的Variance有关。
另外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经济发展的“三角关系”，这里可以看到收入差距对很多方面都有

影响，比如对经济增长、贫困、收入流动性等的影响，这些都可以一一研究。据我的了解

，已经有很多研究用中国数据关注了收入差距对增长、贫困和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另外收

入差距对信任和健康的影响也研究过了，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还没有研究过，这些都是

可以做的东西，也是国际上的实证前沿。当我们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可以进行总结，什

么是发展？如何发展？林毅夫老师曾说到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是发展经济学，我非常同意。

工业化、城市化是不是发展？当然是发展，但是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国家（像印度），更重

要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融合的问题，印度60％以上的人口是不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的，并且

印度在工业化的同时是没有城市化的，印度几乎没有流动人口，在印度，城市化的衡量是

一个地方的人口是否超过了政府划定的线。随着社会融合问题的解决，贫困、收入差距的

问题都将得到缓解，在这个问题背后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

在这个结构没有变化的前提下的发展，当这个结构改变的时候，其动力是什么？现在的经

济学理论没有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何调整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复旦的韦森

老师曾说，不要高兴太早，中国才增长了30年，还没有超过康乾盛世，但是后来的清朝怎

么样？

三、我们可以做什么？
前面都是在提问题，下面我们来谈谈更实际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
第一句话是：我们要融入主流、了解前沿。这涉及到学习基本功和了解最新的文献。中国

的经济学研究跟西方的差距很大，前段时间在北京开会时，有位老师提到中国现在跟西方

在研究上最大的差距是技术。我反对这个看法，我承认有技术上的差距，并且差距很大，

但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记录事实，很多是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的，

做调查就可以了。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是越往基层越低，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发现，这个就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啊。最近在给万广华老师和蔡昉老师写的一个

书评时，发现一篇文章，研究了一个街道，发现社区的下岗工人的社会网络范围都很小，

并且同质性很强，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关注朋友的数量对你的影响，而很

少关注朋友的差异性。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没有与国际已有的研究建立一个Link，比如上

面提到的例子旦，作者并不知道他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做了一个非常要的贡献。我觉得中国

研究的差距不在技术上，你可以只做些加加减减，但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些工作对已有的研

究有什么贡献，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复杂的工具去做复杂的研究，

这并不意味着你工具不好就做不了好研究，实在不行你就研究经济史好了，当然，经济史

研究是很难做的。
接下来我来讲讲吃鱼的故事。经济学就像吃鱼，你们往往注重了鱼的中段，而忽略了鱼头

和鱼尾，也就是说你们往往看到了过程，而忽略了头尾。写文章时，你要把70％的精力花

在引言和结论上面。比如我把刚才提到的社会网络的论文重新写一遍，现在的写法和我的

写法可能完全是两样，但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要求你对现在最前沿的研究要跟踪。而很

多学生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做研究要求复杂，而复杂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的读者会随

着论文复杂而递减，所以高明的研究是用简单的方法说出深刻的道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

要你去关注鱼的头和尾，关注作者怎么提问的，如何写文献综述，如何写自己研究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意义，如何把自己的研究与既有的前沿研究结合到一起，而这些都是在技术之

外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技术，而这都是常常被忽略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中国做研究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中国的现实

，记录数据、讲故事，建设数据库，仅是数据库一项就对经济学贡献很大，比如有关中国

的CHNS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对于劳动和健康经济学做了很大贡献。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对

中国问题感兴趣，但没有数据，因为中国的数据开放度很差，我们可以做做数据库，这对

经济学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好好学习怎么做调查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强调过

的，要把中国问题放到国际研究的文献传统和兴趣里，我们做的研究90％以上是中国研究

，但是当我们能够对主流文献做贡献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呢？很多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到

好的刊物就是因为没能阐述好自己文章的贡献。第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要掌握国际交

流的语言和方式，这里包括经济学语言和英语，特别是口语，它将拓宽你通往世界的道路

。另外，手头最好有两篇英文的文章，少一点不要紧，要好一点，有英文文章就可以参加

一些国际会议，以后机会就很多了；一定要是自己的研究，做的不好不要紧，一定要是自

己的，要interesting；……最后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big iss

ue，small point），比如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可是

具体到研究的时候，就需要选择一些小的切入点，比如社会资本对贫困是如何影响的？消

费是否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平滑？你要大的问题意识，小的切入点，没有小的切入点就没

有可操作性，没有大的着眼点就很难讲清楚你的贡献是什么。
第三方面，中国的学术要实践。很多人都批评中国学者浮躁，不像美国学者每天在办公室

工作到半夜两点钟，第二天发一篇paper到AER，这种批评是片面的。中国现在既需要像美

国那样的做学问方式，也需要有实践方式，学问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好的学问是对现实

世界准确的理解。我们如何达到这一理解呢？我认为光读书是不行的，仅读英文文献更是

不行的，你必须要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去，所以作为经济学家应时不时挤挤公交车。怎么切

入中国的社会呢？我觉得学术要创造价值，要服务于社会，要为政府和企业服务，要把你

的研究转化为对政府和企业有用的建议，然后去检验你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有位年轻同

事曾经说，当一个企业家说我不对时，我还不怎么在意，当十个企业家说我不对时，我就

开始想自己可能是错了。如果你不把你的理论放到企业和社会去test一下，你怎么知道你

是正确的，并且重要的呢？第二类是影响社会和政策，我们可以做的是引进和借鉴既有的

研究，比如我自己写的关于教育的评论文章，没有任何学术创新，我之所以写的原因在于

国内的很多讨论并没有了解国际研究的，我们可以把一些已有研究的结论作为参照，这对

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有贡献。而美国是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他们的教授就是做研

究，而中国学者除了学院派的研究外，还需要做政策研究，不像美国有博士到企业去做经

济学家，甚至有很多经济学家去做财长。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做实践者，我非常佩服

茅于轼先生，他自己开办民工学校；还有比如尤努斯，他的传记里提到，他在西方学习的

理论跟孟加拉的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开办农村银行（农村小额信贷），后来他的

实践被西方经济学家们理论化了，所以实践和理论之间是有这么一个互动关系。我特别反

对关起门来做研究，比如看到一篇文献就说如果把其中函数改成二次型，就得到一个新的

结论。林毅夫老师在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时提到，在中国做研究，你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历

史，因为一些变量在美国重要在中国不重要，另外一些在中国重要而在美国不重要，而这

个是不能从数学推导出来的，你必须从现实来找答案，这跟前面吃鱼的例子是一样的，我

们一般看到文献都看到中间的公式好复杂，但数学不能帮你解决鱼中段之前的三个问题：

第一你研究什么问题；第二是模型的结构，比如是竞争市场假说还是垄断市场假说，放政

府还是不放政府，第三放什么变量，这些都是数学不能告诉你的，数学只能告诉你当假设

定了、模型定了，你怎么往下算。我2002年在武汉大学听拉丰的课，其中他打断一个pres

entation，说到，在你做研究之前好好把问题想清楚，而拉丰是学数学出身的，他的话对

我影响很大。
经济学还可以做些科普。最近有个读者给我留言，提到《经济学家茶座》使得非经济学专

业的人有途径来接触经济学，这给我很大的鼓舞。我经常提到，当你现在还没有条件去研

究某个问题时，你可以先把故事说出来，这也是一种推动。中国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

书”，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行万里路的人也能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要保持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最后我引用香港新儒家代表唐君毅的一句话，“我之此研究工

作，亦即同时是我的监狱；而此研究工作，亦是使我化为一特殊物者”，这是他对现代学

术分工的思考。我建议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要与前人和旁边的人做对照，发现自己到底做

了什么贡献，回答了什么问题，但是在做这些之前最好先跳出来一点，看看我们生活的世

界，看看报纸、电视，在看文献之前先接近一点事实，这就是突破现代学术分工给我们设

置的“监狱”的过程。
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