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贡献什么（2）

接上——陆铭：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贡献什么

2、基于分权的政治结构

从政治上来讲，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基于财政分权的政治结构，大家对这个相对比较熟悉。我们2007年《经济研究》第一期上面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讨论中国如何在分权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了增长。分权的政治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地方拥有财政分享的权利，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于是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这个激励结构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中国的分权体制是跟政治上的集权在一起的，我们的分权体制是跟在政治上对官员的考评体系挂钩的，是建立在地方和地方间的竞争和GDP考核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尽管我们说中国当代的体制是一个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其实你去想想，去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分权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不是新中国的发明，中国从秦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开始，在政治上就一直是实行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而这种集权体制在明代以后有加强的趋势。而在经济上，中国主要采取的也是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要在经济分权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政治的集权呢？进一步来讲，如果经济的分权加政治的集权是一个大国有效的治理结构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我们从西方社会科学中所借过来的一系列的概念？比如说民主，什么叫民主？我们很容易以西方作为参照，认为民主就是投票，就是全民公决，可是大家想想看民主的实质是什么？民主的实质我认为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政治体制中的官员能够听到来自草根的声音，第二条就是权利存在制衡和竞争。接下来要问的是：我们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做到刚才所讲到的两点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3、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

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最近我和我的同事和合作者陈钊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二元社会”问题。我们来看发展经济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按道理来讲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最有用的理论就是发展经济学。可是我们看一下发展经济学给了我们什么？从刘易斯那个年代开始，半个世纪过去了，发展经济学主要给我们提供了两个词：工业化和城市化。可是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全球制造基地，全世界到处都是“made in China”，我现在出国是不买东西的，特别是到发达国家，要么就是很贵，要么就是中国制造。很多沿海城市，像北京、上海等都进入了所谓的“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工业了。再来看城市化，如果把流动人口算作是事实上的城市人口的话，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现在从统计数据上来讲，基本上是一年一个百分点在增长，这意味着，再过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超过70%。

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发展就结束了呢？没有。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是我们即将把原来落后农村和现代城市的二元分割，搬到我们的城市里面来，当我们的城市人口达到70%以上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是新型的“二元社会”，就是原来的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的二元分割，而这个二元分割在现在有什么样的基础呢？首先是户籍制，然后是和户籍制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保障、医疗、子女的教育、劳动力市场政策等等。如果在城市里本地人和外来农村人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社会分割长期地存在下去，加上社会的“群分效应”，就会导致很可能在未来的城市里面，低收入阶层（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流动人口），他们跟富人（原来的城市人口）在居住上是分割的，在公共政策上，外来的庞大人口很可能不认为政府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如果在未来我们城市人口有接近一半的人口都是外地人，而外地人根本就不认为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

现在来看看发展经济学，它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知识来告诉我们，怎样从社会的分割走向社会的融合，而这一过程又对经济发展有怎样的含义？这才是我们中国社会所面临真正的发展问题，所以最近陈钊和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的标题就是“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在研究什么样的机制能使中国从分割的状态走向融合的状态，这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有重大的意义。

4、“发展的三角”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所谓“发展的三角”。我在最近的几年中，试图去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机制，想来想去，最近在心里慢慢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里我找到了在我的理解里非常重要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是社会政治结构，第二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第三个变量就是收入差距。我现在认为，把这三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给理解清楚是理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这条道路的核心，而我最近又在这个三角关系基础上加入了市场，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近上海市社联准备在明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出一套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各一卷，其中经济卷的是让我来主笔，最近我在写提纲的时候，脑子里浮现了这样一个短语，就是“市场转动发展的三角”，什么意思呢？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的改革的话，会发现我们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基本上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即刚才讲的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和基于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变过──到增长，但是在这个增长过程中，由于是借助于市场的机制在运转的，它把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里面不均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资源转化成了第三个变量，就是收入差距。在我的思考里面，这个收入差距会反过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机制，比如说收入差距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在其他人的研究中也讲到，收入差距还将影响到贫困的治理、收入的流动性、信任、健康、环境，等等。如果这些都是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代价的话，那么，这个代价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将进一步去推动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所以，中国的改革第一个阶段的三角是这样转的：从社会经济结构到经济增长到收入差距；而第二个阶段当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反过来转了，收入差距危害到增长的时候，由增长的目标去推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呢？去看一下国际上一些前沿经济学的研究，就会发现，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诺斯）在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试图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前沿话题。可是我们没有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现在在复旦就在推动这项工作，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去理解改革以来的三十年，甚至进一步去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的逻辑。当然，这个野心很大，我只能说我会努力去做，但不一定做得成，我可能知识不够。但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主要是想提问，我列出这么多方面，是想跟大家讲，中国的发展里面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是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答案的，为这些问题提供来自于研究的答案不光具有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推动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学术意义。经济学的发展从马歇尔以后这一百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走过的是一条一元化的道路，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但是，现在的经济学越来越注重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的研究是具有推动经济学发展的意义的。

5、中国经济学研究所处的阶段

讲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我们接下来讨论本土经济学博士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提供一些背景性的东西。前不久我跟我们学校一个政治学老师谈问题的时候，他讲政治学在做研究的时候是分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总结事实，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阶段是进行比较，特别是跨国的比较；第三，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提炼规律。他讲完这话后我心里就在犯嘀咕，这何尝不是经济学该做的工作呢？我们经济学也应该是在总结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然后再去提炼规律。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经济研究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上呢？我的判断是，我们基本上是处在第一个阶段，在某些问题上在逐渐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还没有到达去全面建立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的阶段，即便是现在开始出现一些思考，也只是一些非常初步性的思考。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做，就是总结事实，并且进行比较，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回答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发展和转型问题，第三个就是跟前面这两个有关系的，我提两个词，一个是“分工不细”，第二个是“总体认识”。所谓分工不细就是现在有太多的大问题需要回答，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都试图去想这些大问题，小研究做得不够，从学术积累角度来讲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也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当中一个阶段的现象，就是有太多大问题要回答，以至于展开一个新的问题的研究的边际回报要比在原来研究基础上进行一些后续研究的边际回报更高。不断进行新的问题的研究，坏处就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开了个头就没有深入下去，但是它还有个好处，就是所谓“总体认识”的重要性。我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要处理好“大”和“小”的关系，从知识的积累和学术研究的进展角度来讲，中国式的做学问方式和西方做学问的方式是人类进行思考的两种并行的方式，而由于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形成了一种对西方做学问方式的盲目崇拜。我自己的看法是，西方式的做学问方式对知识的积累绝对是对的，但是西方做学问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他把每一个人的思考放在一个严密而细致的分工体系里面，把人的知识局部化再局部化，以至于使我们对知识的积累和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产生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我们的很多博士毕业后，对于一个很小的问题的理解得非常之深，但如果让他去谈一些大的问题，就拿捏不住了。而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是正好倒过来，就是每个人基本上都能侃侃而谈，想一堆东西，在我们社会里这样的学者太多了，但中国人却不大善于做小问题，积累性的问题。我觉得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两者结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是在思考的时候去想那些大问题，但是在写文章做研究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可操作性的研究的切入点，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一个已经有的研究文献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部分了，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可以贡献什么？

 

二、中国经济学研究可以贡献什么？

首先是中国有太多的事实不清楚，这些事实与发展都有关系。

第一，城乡分割有什么影响？在收入差距上基本是清晰了，城乡分割造成了收入差距扩大，但与城乡分割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留守儿童问题，一般认为父母进城，留守儿童心理受到影响，成绩会比较差，但至今都没有可信的研究来证实这一点。还有二元社会，前面提到二元社会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但迄今没有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新移民对城市政府的信任感如何。

第二，收入差距产生不平等，可能出现社会动荡，但并没有很好的证据来告诉我们老百姓对收入差距怎么看待，只有一些边缘的研究。比如，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快乐感主要取决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这就表明，只要收入保持增长，每个人都会很快乐。还有研究显示，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曲线图和中国犯罪率曲线图放到一起，发觉两者惊人的一致，但是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因为用的是时序数据。

第三，前面提到中国的家族很重要，现在有人发现关系网络能够帮你找到好的工作，提高你的收入，但在其他方面还可以做研究，比如买房、教育、储蓄等，我还没看到文章研究中国人买房行为的。

第四，在大变动时代人们的生活怎么变化，最近MIT的Duflo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题目就一个字：Dams（大坝），很快在QJE上发表。文章研究印度的大坝建设，证明在大坝下游居民是收益的，而坝区的居民福利总体上是受损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很多。例如三峡大坝，下游居民肯定是受益的，但三峡移民的福利呢，新闻报道说三峡移民的回迁率很高，因为迁移后基本没有Local Social Capital，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又没有土地，生活很困难。在国内，经济学家对这样的问题关注很少，但这些都是在发展过程中的事实，我们还缺少必要的记录。

最后，我们的市场化到底要走向什么地方？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受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所以在10前我做学生时，我也相信浙江是中国的未来，因为浙江的市场经济是草根型的，但现在浙江的民营企业老板纷纷入党，很多企业是一人办厂一人在政府里面。现在浙江一些重大工程招标，有些人凭关系拿到了，如果你问那些没有中标的，他们告诉你只是他们的关系不够硬，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自己以后再投资于关系就是了。因此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我持有谨慎的态度，中国未来所生产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可能不是一样的。大家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好好去想，什么叫“民主”、“政府”、“社会”、“权力”、“公权力”，这些概念都是我们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放到中国社会中的时候，这些恐怕都要重新思考。不管怎么样，在你对这些问题下判断之前，你一定要多做实证研究，Document the history，就像新闻记者，像拍记录片一样，用数据、案例把中国的现实纪录下来，这是我们要做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

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拥有数据的话，还可以去检验一些理论。中国的经济改革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个改革类似于自然试验，大家计量都不错，应该明白自然试验的重要性[①]。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中，许多都跟全球化和市场化有关，这方面的理论都没能得到很好的检验，而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这个机会；第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提供的数据有非常大的Variance（变异），学计量的人都知道，没有Variance就无法看到变量间的显著关系，从纵向来看，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史，从横向来看，西部比上海要落后几十年，所以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中国的研究简直就是一个宝。所以在我个人的研究就经常关注市场化和全球化与某一个方面的关系，比如全球化里的产业集聚、全球化与市场整合。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市场化与社会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在我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其中我提到一个波兰人的书，书中说波兰人对政府的信任在转型过程中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他是通过时序数据来描述的，而在我们的研究中，选取了中国22个省的900多个农村家庭作为观测点，我们对市场化程度的度量仅在每个省有一个观察值，即使如此，22个关于省级层面的市场化指数都使得其与信任呈现出倒U型关系，这就与中国的数据有非常大的Variance有关。

另外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经济发展的“三角关系”，这里可以看到收入差距对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比如对经济增长、贫困、收入流动性等的影响，这些都可以一一研究。据我的了解，已经有很多研究用中国数据关注了收入差距对增长、贫困和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另外收入差距对信任和健康的影响也研究过了，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还没有研究过，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东西，也是国际上的实证前沿。当我们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可以进行总结，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林毅夫老师曾说到中国经济学的未来是发展经济学，我非常同意。工业化、城市化是不是发展？当然是发展，但是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国家（像印度），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融合的问题，印度60％以上的人口是不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的，并且印度在工业化的同时是没有城市化的，印度几乎没有流动人口，在印度，城市化的衡量是一个地方的人口是否超过了政府划定的线。随着社会融合问题的解决，贫困、收入差距的问题都将得到缓解，在这个问题背后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在这个结构没有变化的前提下的发展，当这个结构改变的时候，其动力是什么？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没有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何调整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复旦的韦森老师曾说，不要高兴太早，中国才增长了30年，还没有超过康乾盛世，但是后来的清朝怎么样？

 

三、我们可以做什么？

前面都是在提问题，下面我们来谈谈更实际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

第一句话是：我们要融入主流、了解前沿。这涉及到学习基本功和了解最新的文献。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跟西方的差距很大，前段时间在北京开会时，有位老师提到中国现在跟西方在研究上最大的差距是技术。我反对这个看法，我承认有技术上的差距，并且差距很大，但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比如我前面提到的记录事实，很多是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的，做调查就可以了。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是越往基层越低，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这个就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啊。最近在给万广华老师和蔡昉老师写的一个书评时，发现一篇文章，研究了一个街道，发现社区的下岗工人的社会网络范围都很小，并且同质性很强，这个发现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关注朋友的数量对你的影响，而很少关注朋友的差异性。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没有与国际已有的研究建立一个Link，比如上面提到的例子里，作者并不知道他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我觉得中国研究的差距不在技术上，你可以只做些加加减减，但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些工作对已有的研究有什么贡献，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不反对，你可以用复杂的工具去做复杂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你工具不好就做不了好研究，实在不行你就研究经济史好了，当然，经济史研究是很难做的。

接下来我来讲讲吃鱼的故事。经济学就像吃鱼，你们往往注重了鱼的中段，而忽略了鱼头和鱼尾，也就是说你们往往看到了过程，而忽略了头尾。写文章时，你要把70％的精力花在引言和结论上面(包括文献的检索和评论)。比如我把刚才提到的社会网络的论文重新写一遍，现在的写法和我的写法可能完全是两样，但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要求你对现在最前沿的研究要跟踪。而很多学生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做研究要求复杂，而复杂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的读者会随着论文复杂而递减，所以高明的研究是用简单的方法说出深刻的道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你去关注鱼的头和尾，关注作者怎么提问的，如何写文献综述，如何写自己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如何把自己的研究与既有的前沿研究结合到一起，而这些都是在技术之外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技术，而这都是常常被忽略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中国做研究首先要做的是了解中国的现实，记录数据、讲故事，建设数据库，仅是数据库一项就对经济学贡献很大，比如有关中国的CHNS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对于劳动和健康经济学做了很大贡献。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对中国问题感兴趣，但没有数据，因为中国的数据开放度很差，我们可以做做数据库，这对经济学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好好学习怎么做调查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强调过的，要把中国问题放到国际研究的文献传统和兴趣里，我们做的研究90％以上是中国研究，但是当我们能够对主流文献做贡献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呢？很多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到好的刊物就是因为没能阐述好自己文章的贡献。第三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要掌握国际交流的语言和方式，这里包括经济学语言和英语，特别是口语，它将拓宽你通往世界的道路。另外，手头最好有两篇英文的文章，少一点不要紧，要好一点，有英文文章就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会议，以后机会就很多了；一定要是自己的研究，做的不好不要紧，一定要是自己的，要interesting；……最后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big issue，small point），比如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可是具体到研究的时候，就需要选择一些小的切入点，比如社会资本对贫困是如何影响的？消费是否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来平滑？你要有大的问题意识，小的切入点，没有小的切入点就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大的着眼点就很难讲清楚你的贡献是什么。

第三方面，中国的学术要实践。很多人都批评中国学者浮躁，不像美国学者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两点钟，第二天发一篇paper到AER，这种批评是片面的。中国现在既需要像美国那样的做学问方式，也需要有实践方式，学问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好的学问是对现实世界准确的理解。我们如何达到这一理解呢？我认为光读书是不行的，仅读英文文献更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去，所以作为经济学家应时不时挤挤公交车。怎么切入中国的社会呢？我觉得学术要创造价值，要服务于社会，要为政府和企业服务，要把你的研究转化为对政府和企业有用的建议，然后去检验你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有位年轻同事曾经说，当一个企业家说我不对时，我还不怎么在意，当十个企业家说我不对时，我就开始想自己可能是错了。如果你不把你的理论放到企业和社会去test一下，你怎么知道你是正确的，并且重要的呢？第二类是影响社会和政策，我们可以做的是引进和借鉴既有的研究，比如我自己写的关于教育的评论文章，没有任何学术创新，我之所以写的原因在于国内的很多讨论并没有了解国际研究，我们可以把一些已有研究的结论作为参照，这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有贡献。而美国是一个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他们的教授就是做研究，而中国学者除了学院派的研究外，还需要做政策研究，不像美国有博士到企业去做经济学家，甚至有很多经济学家去做财长。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做实践者，我非常佩服茅于轼先生，他自己开办民工学校；还有比如尤努斯，他的传记里提到，他在西方学习的理论跟孟加拉的现实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开办农村银行（农村小额信贷），后来他的实践被西方经济学家们理论化了，所以实践和理论之间是有这么一个互动关系。我特别反对关起门来做研究，比如看到一篇文献就说如果把其中函数改成二次型，就得到一个新的结论。林毅夫老师在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时提到，在中国做研究，你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因为一些变量在美国重要在中国不重要，另外一些在中国重要而在美国不重要，而这个是不能从数学推导出来的，你必须从现实来找答案.这跟前面吃鱼的例子是一样的，我们一般看到文献都看到中间的公式好复杂，但数学不能帮你解决鱼中段之前的三个问题：第一你研究什么问题；第二是模型的结构，比如是竞争市场假说还是垄断市场假说，放政府还是不放政府，第三放什么变量，这些都是数学不能告诉你的，数学只能告诉你当假设定了、模型定了，你怎么往下算。我2002年在武汉大学听拉丰的课，其中他打断一个presentation，说到，在你做研究之前好好把问题想清楚，而拉丰是学数学出身的，他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经济学还可以做些科普。最近有个读者给我留言，提到《经济学家茶座》使得非经济学专业的人有途径来接触经济学，这给我很大的鼓舞。我经常提到，当你现在还没有条件去研究某个问题时，你可以先把故事说出来，这也是一种推动。中国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行万里路的人也能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要保持开放的心态，要保持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最后我引用香港新儒家代表唐君毅的一句话，“我之此研究工作，亦即同时是我的监狱；而此研究工作，亦是使我化为一特殊物者”，这是他对现代学术分工的思考。我建议大家在做研究的时候要与前人和旁边的人做对照，发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回答了什么问题，但是在做这些之前最好先跳出来一点，看看我们生活的世界，看看报纸、电视，在看文献之前先接近一点事实，这就是突破现代学术分工给我们设置的“监狱”的过程。

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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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2007年6月4日在南京农业大学的演讲。感谢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感谢范子英和石慧将录音整理成为文稿。

[①]自然试验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可控性，使得计算的系数就是变量本身的净影响。──整理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