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卢卡奇：西马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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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07-08-22

1965年，巴黎结构主义革命如火如荼。这一年，法共理论家阿尔都塞发表《保卫马克思》。此书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为号召，公然挑战卢卡奇的革命主体论。以阿氏之见：马克思1845年后的革命思想，科学严谨、自成体系。而卢卡奇“只要一听到科学字眼，就大叫实证主义。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有权、在政治上有义务，使用并保卫科学这一哲学范畴”。（阿尔都塞，1984：226）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意识形态！历史乃一无主体过程！阿尔都塞登高大呼，新左派激动不已。此际，法国老左派领袖，那个倔强善辩的萨特在干啥？老爷子正埋头赶写《辩证理性批判》。这部巨著的导论《方法问题》，早于1960年发表。在其中，萨特秉承卢卡奇的人道精神，提倡其实践方法，并以大段热情文字由衷赞美卢氏贡献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像月亮潮汐一样吸引了我们、在清算了我们头脑中种种资产阶级范畴之后，它突然把我们丢弃了”。何以如此？原来是苏联人割裂理论与实践，将其“变成僵化知识”。更可悲的是：他们失去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总体把握。是卢卡奇，那个西马创始人，率先批判苏联教条：“二十年的实践，赋予他全部必要的权威，从而将那种假冒哲学直呼为唯心主义”。[1]
　　此刻，卢卡奇的法国弟子戈德曼，也在研究卢氏思想。1970年戈德曼因病去世，遗稿《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3年面世。该书称“本世纪哲学的转折点”是存在主义与马克思辩证学派同时诞生。
　　众所周知，20世纪哲学桂冠分属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戈德曼说：除去分析哲学这一支孽障，另两派竟是孪生子：它俩均有新康德主义基因，都从古典哲学娘胎里呱呱坠地。（戈德曼，1977：2-6）
　　戈德曼新说饶有兴味，但苦于证据不足。就在他的遗著发表前夕，大批物证不请自来。1972年夏，联邦德国某银行：有个小职员正在死寂一片的金库里值班。为了消磨时间，他拿起一份《左曲线》，阅读其中介绍卢卡奇的文章。卢氏战斗生涯，反衬小职员生活的刻板无聊。猛然间他眼前火花闪烁，疾步走向一个标明Georg von Lukács的保险箱。从中赫然发现：卢卡奇曾于1917年11月7日，委托该银行保管他的个人文件，其中有1600多封书信，卢氏早年日记，以及他在海德堡时期的大批文稿。援引这一发现，再加上卢氏临终前口述的《生命纪录》，西方学界对于青年卢卡奇的研究，于是便有进展如下：

　　金粉往事

　　欧美学者目中，卢卡奇学富五车、英气逼人，不愧“最有才华的思想家”；其理论精湛程度，堪称西马极高之品位。（阿雷托，1979：104）英国学者安德森说：卢氏代表那一代革命家本色，他以书生双肩，担负学术与政治重任。投身革命之际，还保持了“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双边关系”。（安德森，1984：16）
　　1885年4月13日，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商家庭，乳名Gy?觟rgy。[2]他祖父原是维也纳工厂主。父亲则从银行家变成奥匈帝国的册封贵族。母亲出身德国犹太名门。她下嫁卢家后，素以德语管教子女。礼仪之争，导致母子冲突不断。卢卡奇《自传》称：“我出生在布达佩斯富人区，来自一个资本家家庭。通过父亲，我们频繁接触达官显贵。所以我很自然地产生拒斥心理，并将反抗情绪从政治向文学诸领域扩展开去。”（卢卡奇，1986：18）
1902年卢卡奇入读布达佩斯大学。攻读法律经济之余，他却喜欢上戏剧和美学。当时欧洲戏剧富含社会批判，其中尤以柏林和巴黎自由剧场最受民众欢迎。于是小卢创立剧团，与同学排练易卜生、高尔基、斯特林堡等人作品，公演达百余场。1906年他获法学学位，不久又写出《现代戏剧发展史》，荣膺哲学博士。一连串的成功，令小卢发现自家学术天分。于是他不断前往柏林，去旁听席美尔、韦伯、狄尔泰的讲座。
　　师从席美尔 1906年冬，小卢前往席家，加入他和韦伯领导的社会学社团。此时德国社会学尚无合法地位。席美尔提出：社会学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其主攻方向当为社会化过程。[3]他在《金钱哲学》中，将自己信奉的生命哲学与唯利是图的金钱哲学并置一处，对后者痛加挞伐。
　　席氏称：文化当令生命富足。譬如一棵野梨树，天生结酸果。可在人工培育下，它会结出甜美果实。故此，文化类似培植，即将人从自然提升至完美。他又说：启蒙时期的欧洲市民社会，尊重个性、提倡自由，堪称主观文化。19世纪后，人际关系受金钱支配，日益变作一种冷酷无情的客观文化：它倒行逆施，榨取人的单一潜能，导致其他资质荒废。
　　此一客观化（Obejktion）过程，竟将欧洲人亲手打造的现代文化变作一种异己之物：它违背其意愿，封闭其心灵出路。这文化愈是繁荣，人的精神就愈加贫乏。如此人与文化的严酷对峙，便酿成“文化悲剧”。[4]
　　悲剧何在？席氏称：“客观文化由人类活动专门化造成。其手段区分得越细，劳动者所表现的人格就越少”。请注意：此说明显呼应马克思异化论。但席氏并未说明异化的根源，反将人类精神自由寄托于文艺创新。在他看来，社会功能化角色剥夺个性。但也有例外，譬如歌德、伦勃朗等艺术家，仍可发挥个人创造力。总之，惟有在精神王国中，个人方可抗衡社会。（席美尔，2004：459）
　　一段爱情悲剧谁承想，席老师口中的悲剧文化，竟在小卢身上应验如神。1908年冬，他和女画家伊尔玛一见钟情。第二年夏天，他俩结伴去意大利旅行。关系亲近至此，小卢却像个哈姆雷特王子：一来他自小缺乏亲情，害怕家庭生活；二来他认定自己负有学术使命，所以爱情和工作只能取一。伊尔玛劝说无效，只好另嫁。可她婚后痛苦不堪，一日跳进多瑙河，以身殉情。
　　小卢受此震撼，诅咒自己要像迈达斯王那样悲惨终生：希腊神话中那个呆王，自从酒神处获得点金术，日日得意忘形。当他爱上一位美女后，他的拥抱却将那姑娘化作一尊金像。[5]
　　痛苦中，小卢将其随笔编成《心灵与形式》，献给初恋情人。书中10篇杂文，题旨不一，点评如下。
　　《心灵与形式》席美尔命题，即文化产品一旦客观化、或被赋予形式，就会与人分离。所谓形式（Formen），源出柏拉图理念。柏拉图称：与诗人的骚动心灵（Seele）相对，这形式严整有序，乃一切生命再现之最高法官。
　　根据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形式予人快感。可它神奇莫测。小卢发现心灵渴望创造、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另外，它有各种外化可能，可在形式制约下，通常显得僵化乏味。只有某些瞬间，它才惊鸿一瞥、大放异彩。
　　《杂文的本质》，大讲评论（Kritik）之形式。小卢主张：与文学创作一样，学术批评亦应不拘一格、标新立异。杂文如何？随笔又如何？但凡写得好，便是艺术品。从古至今，这方面的典范，先有柏拉图对话、蒙田杂文，后有尼采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卢卡奇，2004：120-122）
　　接着他又侃起克尔凯戈尔。此公面对爱情，先是中断婚约，继而针对康德“绝对命令”，语无伦次，写出一本《非此即彼》的哲学大作来。[6]
　　据此，小卢将那人生之旅，比喻为“道德与幸福”分道扬镳：一条路奔向崇高理想；另一条则尾随众生，浑浑噩噩。[7]前者乃真正生命，后者为现实生命。（卢卡奇，2004：124）对于小卢，“女人和母亲恰是美好憧憬的对立物”。（卢卡奇，2004：156）戈德曼指出：卢氏文字游戏，与海德格尔分割存在（Sein）与存在者（das Sein），实出于同样伎俩。（戈德曼，1992：65）
　　再看关键一篇《悲剧形而上学》：现实生命混沌可悲，生不如死。真正生命便表现为否定形式：死亡。（卢卡奇，1974：159-161）普通人怕死。可在希腊悲剧中，死亡凸现生命意义。悲剧功能，在于揭示现实生命中的“伟大瞬间”。（卢卡奇，1974：154）
　　说白了，小卢的悲剧英雄，乃一挥舞独孤九剑的浪漫文人：仅那一瞬间迸发的强光，足令他抛弃碌碌，走向搏杀。戈德曼称此文是《存在与时间》先兆。卢氏生存观与海德格尔暗通。“在那世纪末的绝望中，他俩为否定荒谬日常生活，双双发起一次朝向绝对者的跳跃”。（戈德曼，1992：160）

　　华丽家族

　　伊尔玛死后，小卢1912年移居海德堡。此地为何吸引他？原来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分别在马堡、海德堡形成中心。所谓“新康德”，无非是一批精神苦闷的德国哲学家，为了抗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手围剿，不得不试以康德反思精神，重新研判黑格尔，从中寻求出路。
　　在海大，小卢旁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文氏呼吁“正确理解康德”、注重精神价值。他病逝后，李氏沿用其说，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8]对比柏林大学，小卢发现一个张力场：其中传统与新学竞争，哲学与社会学对话。所以他来海大，等于加入德国学界华丽家族，进而获得资格，评判欧洲前沿思想。其中重大一案，便是狄尔泰挑战康德。[9]
　　狄尔泰VS康德 18世纪启蒙学者维柯，曾在《新科学》中表示：与科学真理不同，人文历史属于“人类自己造就的世界”，因而当有一项关注“人类心灵”的研究方案：它既非数理公式，亦非笛卡尔的自明标准。它是什么？狄尔泰亢声答曰：生命哲学！生命（Leben）包容人类生活，其中有社会组织、文化形式，也有人类心灵的各式外化（形式化）表现。
　　20世纪初，欧洲实证主义排斥情感，蔑视历史。狄尔泰遂向康德发难：“该用历史理性批判，代替纯粹理性批判。”（狄尔泰，1989：21）在他看来，生命虽与时间相关，可它并非机械单位，而是人生喜怒哀乐。为此他强调：人类生命活跃在历史进程中，彰显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历史理性批判》未果，却引出狄氏对康德本体论的凶猛改造：[1]他抛弃先验假设，视人为一种历史存在；[2]他称生命世界并非纯粹知识之再现，而是一种在思想与感觉互动中赋予我们的现实。一旦突出生命历史性，狄尔泰便激活了康德哲学中的两大范畴，即人生有限性、偶然性，二者均指向西方思想争议焦点。
　　20世纪初欧洲人重新发现黑格尔，主要归功于狄尔泰。1905年他发表《青年黑格尔》，引起小卢兴趣。他循此考察马克思，后写出一本同名著作。[10]阅读狄尔泰，亦令小卢痛感哲学与现实脱节。他后来承认：他迷信先验、崇尚精神，故而“在永恒价值与历史运动间，留下了致命伤口”。[11]
　　与韦伯交往 1908年韦伯因病辍教，改在海大家中设坛。1911年他召集胡塞尔、席美尔、文德尔班诸公，发起《逻各斯》杂志。[12]尾随席美尔，小卢来到韦家，与一干新秀往来酬酢，其中有哲学家拉斯克、美学家鲍姆加登、社会学家滕尼斯、精神病学家雅斯贝斯。当年景象难以再现。打开《逻各斯》，却可读到席美尔《文化概念与悲剧》、李凯尔特《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其中还有小卢的《悲剧形而上学》，及其追念狄尔泰的华丽悼词。
　　短短六年，经由席韦二师耳提面命，小卢从一介贵公子，俨然成为德国学界冉冉上升的一颗新星。早期成果有：1914年将博士论文两章改名《现代戏剧社会学》，刊发在韦伯主导的《社会科学》上；同年撰写《艺术哲学》，后因世界大战服兵役，被迫中断；1916年为申请海大教席，小卢重写《海德堡美学》，继于1916年发表副产品《小说理论》。
　　二人交往中，韦伯先是赞赏小卢才华，助其显身扬名，继而殷殷关切他的前程。小卢转向革命前夕，韦伯与之频繁对话，形同忘年。对于小卢，韦伯学问深邃，处世老道，仿佛黑暗波涛中的灯塔。这一对老少对话，可惜未见专题研究。根据文献中的散乱线索，我谨提示如下：
　　[1]面对西方理性化趋势，韦伯由精神入手，提倡中立客观的社会学方法。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理性化源自17世纪加尔文教徒，即一批吃苦耐劳的上帝选民。其成功发财经验，倡发一种精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后者于不期中演变为资本主义合法精神。
　　韦伯称此精神为一种斯多葛式的工作伦理，即把工作当天职、借此摒弃精神诉求。从此，西方人迎来一种机械刻板的生活。对比马克思《资本论》，韦老师的“文化决定论”，一度令小卢困顿：只因它无视阶级斗争，亦无法解释席卷欧洲的战争与革命。[13]
　　[2]韦伯另一贡献，是他在《社会与经济组织原理》中开创的官僚制研究。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组织，依次以神权、王权、法权为基础。作为现代理性产物，官僚制（Bureaucracy）起自法文Bureau，即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通过文牍传递实现合法治理。其理想社会学模式是：科层组织、森严等级、非人化管理、长期聘用专家、建立薪金制。
　　对此韦伯冷嘲曰：普鲁士官僚自称社会公仆，可谁又能阻止这帮“小马基雅维利”从中攫取权势？结论：官僚制好比一个囚禁精神、窒息生命的铁笼子。而它自身蕴含的潜力，将决定现代社会的走向。任何革命或改良，都阻挡不了“官僚的进军”。[14]
　　韦伯关于现代性的阴暗诊断，因其价值中立（Value Free），反带有一种令人绝望的深刻性。小卢在理智上被迫接受，可在情感上郁闷不已：韦老师此说是否现代人的终审判决？难道世上一无任何变革希望？

　　布达佩斯烽火

　　1914年，小卢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中发现一种超越现实的可能。这便是《罪与罚》中的索妮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他们告别悲剧人生观，竞相以果敢行动，追求生命之丰盈。
　　同年，小卢结识俄国女子叶莲娜：该女16岁参加革命党，一度怀抱婴儿与炸弹，行刺沙皇重臣。事败后她流亡巴黎，幸得小卢接济，两人闪电结婚。婚后叶莲娜移情别恋，小卢继续资助她，并将《小说理论》题献给这个“炸弹女郎”。
　　韦伯夫妇与小卢家人一齐劝阻这桩婚姻。1918年，韦伯讲演《作为职业的学术》，勉励小卢专心治学。不料小卢刚同叶莲娜离婚，又同她一道加入共产党。1919年1月，德共领袖卢森堡在柏林起义中牺牲。韦伯闻讯大惊，发表《作为职业的政治》。小卢此刻身在疆场，偶见此文，难免悲从中来。1920年韦伯去世，小卢仍在其政治著述中没完没了地与之争论。
　　针对此案，西马哲学家布洛赫说：通过结婚，小卢“拥抱了陀氏的俄国”。美国女学者格拉克称：与叶莲娜邂逅，标志小卢挣脱韦伯铁笼，转向激进主义。[15]而我以为，小卢投身革命，与中国李大钊、周恩来如出一辙：他们满腹经纶，衣食无忧，偏能于乱世中心系天下，继而从书本走向革命。说到韦伯与小卢关系，想想巴金笔下的觉新与觉民，也就大致是了。
　　《小说理论》小卢思想转折，反映在《小说理论》中。专家将此书与本雅明《德国悲剧起源》并列为现代文艺批评典范。卢氏现实主义文论，国人耳熟能详，殊不知他早已玩腻了现代派，且是此中顶级高手。小卢称该书动机是“背离康德、走向黑格尔”。（卢卡奇，2004：7）
　　为何背离？“康德的星空犹如纯粹知识的黑夜”，它迫使小卢摈弃永恒形式，走向黑格尔“美学范畴的历史化”。（卢卡奇，2004：11）根据黑格尔，精神在历史中显露自身。各时期的艺术，从史诗、悲剧，直到现代派小说，均为精神之不同外化形式。
　　其中小卢首推希腊：“在那幸福年代，世界广阔无垠，却是人的家园”。（卢卡奇，2004：3）荷马史诗提供了最丰盈的生命形式：在那万物和谐的天地里，一无历史，二无个体，三无主客分离。可惜那个美好的总体境界，已被资本主义残酷粉碎了：“生活错乱，一切均被破坏无遗”。（卢卡奇，1974：151）为了弥合裂变，现代戏剧竭力保留一个完整内心世界，小卢称之为内涵总体性。
　　小说代表外延总体性。小卢称：在这“绝对罪孽的时代”，惟有小说赋予主角一种精神探索使命。这个乱世英雄，先以唐吉诃德面目出现：他外出游荡，追寻真谛，却发现世界陌生、人心不古。随后他进入福楼拜的《情感教育》，托梦给一个现代庸人：此人仅靠回忆与幻想，寻觅久违之光。那光芒最终在陀氏小说里，粲然照亮了索尼娅、阿廖沙的人生。
　　红军政委卢卡奇读懂小卢心曲，此后变化顺理成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奥匈帝国瓦解。
　　同年底，小卢申请海大教授失败。可他蓦然发现：以孔贝拉为首的一批战俘从俄国返回，火速建立匈共。小卢12月入党，2月当选中央委员。
　　原因是：[1]他对资本主义“憎恶至极”。[2]他经由缜密学理，接受马克思学说。[3]他出于道德考虑，仰慕党的使命。[16]
　　1919年3月，匈共组建苏维埃政府，小卢出任教育副人民委员。上任不久，西方列强唆使反动军队进攻匈牙利。小卢亲赴前线，带兵作战。为了阻止一次战场溃退，这位红军第五师政委面不改色，下令枪决7名逃兵。
　　战至8月，红色政权失败，共产党人大批撤离布达佩斯。小卢奉命坚持地下斗争。直到战友被杀、组织遭破坏，他才开始流亡生涯。
　　马克思主义学徒期小卢逃至维也纳，遭当局逮捕。朋友请愿，韦伯斡旋，免其一死。此后他创办《共产主义》杂志，发表《论议会制》，号召决死抵抗。此文受列宁批评，斥为左派幼稚病。1921年小卢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受到列宁接见。从此他对马列经典愈发精研细读、渐入佳境。[17]
　　1923年小卢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次年列宁病逝，他与柯尔施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五大，竟遭季诺维也夫打压。小柯不服，被开除党籍。[18]小卢回家检讨，复推出《列宁：总体思想研究》。1929年他化名勃鲁姆，为匈共起草政治报告。根据他对列宁策略的理解，《勃鲁姆纲领》力主匈共联合社民党，实施工农民主专政。不料又被上级打成“取消派”。
　　小卢从此转向学术研究。1930年他前往莫斯科，参与辨认马克思手稿。后以专家身份，进入梁赞诺夫主持的马列编译局。1931年他返回德国，以左翼批评家身份，在《左曲线》大量撰文。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受奥地利政府驱逐，返回莫斯科，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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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22 11:17:00

《历史》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如前述，卢卡奇1923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历史与阶级意识》（以下简称《历史》），引发诸多争议。时至今日，他的主张仍然余音绕梁。《历史》何以大有影响？鉴于书中命题繁多，我先讲第一组，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为马列主义一辩《历史》含8篇文章。首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即以论战姿态，驳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的第二国际：前者鼓吹经济决定论，贬低马克思哲学；后者盗用其中概念，攻讦俄国革命。[19]小卢此时虽是学徒，却对《资本论》经济分析了然于胸。另外，他从《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哲学经典中，初步掌握了马翁擅长的批判武器。
　　双剑并用，剑剑封喉。小卢指出：伯恩斯坦将《资本论》曲解为科学，无非是建立一种进化论。为此，他势必要“从唯物主义中清除历史与辩证法”。（卢卡奇，1992：52）何谓马克思主义？它不单是经济学，而是一门凸现辩证法的历史哲学！他又称：就在马翁思想“惨遭庸俗化数十年”之后，卢森堡和列宁却“从理论上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卢卡奇，1992：85）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带头批判了庸俗经济学。[20]其中一章列举“积累的历史诸条件”。小卢称此法出自《哲学的贫困》。请看马翁当年是多么一针见血：“经济学家揭示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未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马恩1861：1，19）列宁《国家与革命》更将马克思主义提升到“空前明晰具体的高度”：他不但引领布尔什维克党建立革命政权，更将马翁精髓“从被遗忘状态中拯救出来，又把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再度交到我们手中”。即便在病中，列宁仍灵活运用这一方法，“解决危机与战争中的所有问题”，从新经济政策，到党内民主集中制。（卢卡奇，1992：41）
　　马克思主义生命说马克思主义何以再生？此题涉及方方面面，从认识论、方法论，到本体论、价值论。有无一条关系革命成败的基本大法？有的，它就是马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澄明的批判与实践立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恩格斯据此引申道：吾辈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鉴于当时欧洲人觉悟低下，他便用英国人喜欢的布丁，讲解“吃了再说”之理。列宁称“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辩证分析具体问题。毛主席担心中国人不识布丁，遂将此物改为“梨子”。小平同志更是一语中的：黑猫白猫，捉住耗子自是好猫！
　　循此角度，自不难理解《历史》副标题为何定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卢氏称此法诞生于资本社会，惟无产阶级能从中获得革命意识。一旦缺了此法，马克思学说就会沦为教条、整体崩塌。所以马克思主义“并非对圣经的注解”，而是指一种引导革命实践的辩证法，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与改变”。（1861：91）一句话：它“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861：48）
　　卢卡奇确信：辩证与实证，高下立判，一如列宁生前对卢森堡的赞美：她是一只鹰，翱翔在资产阶级鸡群之上！在小卢目中，鸡之所以为鸡，是因它们陷入了资产阶级二律背反。还记得《心灵》么？它说心灵一旦形式化，就会背叛原创者。《历史》未及摆脱生命哲学（Lebenphilosophie）：为表明实证与辩证的“死活”之别，小卢交替使用呆板与灵动、教条与创新。依我浅见，此说来路虽不正，却可笑纳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生命说”。
　　资产阶级二律背反中国学者张一兵在《卢卡奇与马克思》序言中指出：卢氏批判语境，是以“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反对康德式的韦伯”。（孙伯揆，1999：序8）英国专家帕金森证实：新康德主义影响欧洲社会党人，“伯恩斯坦即主张对马克思非黑格尔化，代之以康德权威”。（帕金森，1999，51）小卢以其亲身感悟，讲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故事。换言之，他要通过挖掘马翁学说中的黑格尔遗产，来弘扬马列正统性。嫌其抽象，我试以春秋笔法，写意如下：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反启蒙理想，对人类认知作出限定。具体说，他严格区分现象（Ph?覿nomen）与物自体（Ding-an-sich）。前者是日常表象，或此岸世界，它可凭人类认知能力（感觉、知性、理性）加以把握。后者却是一些自在之物（英译Thing-in-Itself），诸如上帝、灵魂、人类起源与未来。作为一切现象的缔造者，物自体不可知，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1]
　　启蒙思想家高唱人类自由、理性万能。可在康德看来，此辈一无自知之明，竟以物自体为研究对象，岂非打造空中楼阁？小卢称康德伟大，在于他“抓住近代哲学矛盾，将其对立推至极端”。其悲剧，是令西洋哲学陷入一堆悖论：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主体与客体。（卢卡奇，1992：186）尽管康德追求系统解释，可他的哲学自身分裂，无法满足同一性（Identit?覿t）要求。康德的冷峻反思，及其对于人类知识与自由的无情限制，于是点燃黑格尔的历史之火。
　　老康清心寡欲，终生只走哥尼斯堡一条小道。老黑却精力旺盛，不甘无为：他从法国大革命看到历史的骚动，又从拿破仑身上感悟出精神伟力。于是他走出康德知识迷宫，将人从纯粹认知者变成历史参与者。此举挑战物自体，更以一种浮士德精神，恢复了德国哲学理想主义。从此，老黑主体（Subjekt）便成为人类史诗英雄：其能动精神面向彼岸、改变此岸。
　　老黑如何克服二律背反？具体说，他发明辩证法，并通过中介（Vermittlung）与扬弃（Aufhebung）概念，化解主客矛盾。小卢称：老黑企图“发现并指出那个行为主体，而现实的具体化的总体，则可把握为这一主体的产物”。（卢卡奇，1992：213）此话怎讲？我们已知：维柯称文明为人类产物，康德反视其为物自体。老黑居间调和，称人是自身行为产物，也是历史创造者。至于世上纷纭现象，它们看似孤立无涉，却可纳入一种与整体相联的精神历程中。
　　马翁辩证法的由来卢卡奇试以总体概念，对应老黑名言“真理即整体”，以此指示马克思对老黑的继承，同时明确区别二者：[1]老黑主体是思辨主体，而非马翁的实践主体。由于老黑忽视实践（Praxis），所以并未解决主客同一；[2] 《精神现象学》表明：老黑欲以绝对精神取代物自体，但他“被迫超越历史，在彼岸建立一个自我发现的理性王国”。（卢卡奇，1992：22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一举将老黑的狡黠精神从天堂拽回到人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释自身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小卢结论：西方哲学百年对抗，经由康德、黑格尔走到马克思，终令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体，从而打破康德式的庸人困境。同时，它也将真理“纳入一种更具体、更全面的总体中，就此获得了全新意义”。（卢卡奇，1992：278）这种内在连贯、高度统一、又保留具体的总体（Die konkrete Totalit?覿t）,正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灵魂所在。
　　再看马翁自陈：“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时，我就批判过其中神秘。当我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平庸自负的德国知识界，却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而且要把他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以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恩，1961：23，24-25）
　　若把辩证法与马列正统性作为第一套命题，我们不妨说：卢氏新见迭出、头头是道。当然，由于时代限制，他也确实犯下错误，即贸然批评恩格斯，指其忽略辩证法的社会价值。针对此案，我国学者张西平已有公允评判。[22]这里我只想指出：卢氏对于自然科学的抵触，离不开他早年的思想取向。同时，这也关乎他对《历史》第二组命题的见解。

　　《历史》二：异化与总体

　　马克思26岁时，曾在巴黎写下一部手稿。后人将它整理，题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32年《手稿》面世，轰动欧美学界。世人从中得知马翁青年思想，于是有两个马克思之说。[23]令人惊讶的是：卢氏《历史》居然提前十年，阐发其中异化命题。他是先知先觉、还是悟性超凡？
　　其实《资本论》已然揭示了商品秘密：它“把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一种物与物的虚幻形式”。（马克思，1961：23，88-89）如此异化，马翁称作商品拜物教。据波兰学者沙夫考证：异化（英文Alienation）出自上述研究。但《手稿》多提及黑格尔的外化（Ver?覿usserung）。根据欧洲传统法学，外化来自出让（Ent?覿usserung），即人在交易中从自我到非我的变异。异化（Entfremden）一词，更强调人与其产物间的疏离。（沙夫，1980：56）
　　随后马翁多次论及异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称：资本主义“在产生个人同自己、同别人的普遍异化之际，也产生出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普遍性”。（马恩，1961：46，108）至此，异化被赋予一种新义：它超出资本主义经济分析，被提高至人类解放的高度。
　　小卢写作《历史》时，不可能读到《手稿》。可他熟悉《资本论》，了解黑格尔。而他所说的物化（Verdinglichung，英译Reification），亦同席美尔、韦伯颇有关联。摘要如下：
　　卢卡奇论物化卢氏《自传》谓：“席美尔金钱哲学、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是我早年的榜样。”（卢卡奇，1986：211）席氏客观化（即对象化），指人类进行有意识创造，产品却与人性背离。《历史》中，小卢仍称此说“富有洞察力”。（卢卡奇，1986：105）哈贝马斯指出：卢氏还借用韦伯二律背反，以便“从两方面考察社会劳动如何脱离生活世界”。（哈贝马斯，1994：454）
　　《历史》称资本主义双向挺进：一头是非人化（Unmenschlichung），即令工人依附于机器；另一头是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即鼓励精确计算、有效控制，直至发明泰勒制。二者交织，令物化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结构问题”：国家法律中，合理化“将法官变为机器”。泰勒制入侵哲学与科学，又“将专家变为小贩”。（卢卡齐，1992：54）经济学为何不解经济危机？原因在于实证方法，也在于学者自身利益：对于他们，此乃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卢卡奇，1992：59）
　　从整体到总体《资本论》跋文中，马翁归纳其辩证法如下：[1]它认为现存社会制度终将灭亡；[2]它在变革中理解社会及其历史根源；[3]其革命本质，要求它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此外它“一无崇拜”。[24]小卢在异化与总体问题上，对马翁多有补充。可他仍流露一种对于黑格尔精神（Geist）的崇拜：这便导致《历史》的第二套命题及其后续争议。
　　老黑《精神现象学》序言称：真理即整体。此处整体（das Ganz），即卢氏《小说理论》中的总体（Totalit?覿t）。当年小卢痛感分裂之苦，试以精神科学寻求弥合之道。席韦二师提示：文化与宗教研究不同于科学，它透过现象寻找隐秘，或通过社会关系把握个体特性。于是他以史诗为理想，判定工业文明为“总体缺失的时代”：它支离破碎、毫无诗意、扭曲人性。
　　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提醒我们：物自体重返现代社会，成为与人对峙的他者：它粉碎现实，“造成一种对总体的渴求”。（列维纳斯，1969：43）出于渴求，小卢总体起初呈现为一种完美艺术形式：它以理想为先，呼唤和谐统一。美国教授杰伊说：至于如何扬弃堕落与异化，他尚无力表述，因为“它的名称尚未被人说出”。（杰伊，1984：90）
　　迷茫中小卢走向黑格尔，将总体奉为主词（God-term）。我国学者郭军称：该总体有两个向度，纵向上它延续荷马史诗，促其转换为人类自由宏大叙事；从横向看，它彰显历史，控诉异化。直到写作《历史》时，卢氏才将它当成一个集约概念，希冀通过革命实践，最终克服分裂。[25]
　　或者说，卢氏抉发马翁诸多哲学命题，将它们重新堪合、提升至总体高度：其宏伟目标，不单要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物质奴役中，获得经济解放、政治解放，还要让他们从机会主义精神奴役中获得思想解放”。（卢卡齐，1992：97）
　　总体之回顾 1930年，卢氏在莫斯科参与整理马克思《手稿》。身为马翁再传弟子，他庆幸自己得窥真迹。此后四十年他遍览马列经典，不断纠正补充《历史》所议。有关异化与总体部分，这里归结如下：
　　首先关于异化。马翁称《精神现象学》是老黑哲学“秘密所在”。（马恩，1961：42，159）其关键，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看作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回归。老黑功劳在于：“他把人的自我形成视为一个过程，即把对象化看作是去对象。因此他抓住劳动本质，从而把对象化的人，理解为他劳动的结果”。
　　老黑错误有二：[1]他只描述精神运动，而“外化（Ver?覿usserung）历史及其复归，不过是抽象思维的生产史”。[2]老黑只提精神劳动，因此找不到异化劳动的出路。所以，马克思指老黑混淆了对象化与异化：异化是指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存在物，同劳动对立”。对象化（Vergenst?覿ndlichung）是指“劳动产品物化为对象的劳动”。惟有“劳动表现为工人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与破坏时”，异化才真正出现。（马恩，1961：42，161-167）
　　《资本论》为小卢提供了一种经典方法示范，即从具体分析商品入手，复从总体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任何问题，都会在商品之谜中发现答案”。（卢卡奇，1992：53）根据这一方法，小卢发现：他的物化说也同老黑一样，严重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而马翁早已明确划出一条界线，即“劳动本身的对象化，不同于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26]
　　另外，当他在《历史》中探讨无产阶级意识时，老黑那种“精神外化、再返回自身”的逻辑，愈发跃然纸上。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曾以“黑格尔方式”论证无产阶级意识，继而套用韦伯的理想原型（Idealtype），表述阶级意识如何在革命实践中，达至主客体统一。（卢卡奇，1992：序15）
　　最后，他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与对象化并存，但对象化不会消除。而异化作为历史现象，则可加以克服，因为它并不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卢卡奇，1994：614）
　　其次关于总体。1967年序言中，卢氏承认他在总体问题上亦有突出偏向：他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社会理论、社会哲学，从而忽视它也是一门关于自然的理论”。具体说：[1]他以激进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却在尝试中遗忘了“经济为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2]同时他忽略了人类劳动“作为社会与自然的转换中介”。此话怎讲？
　　根据列宁《哲学笔记》，惟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引进泰勒制、电气化，包括电影、广播等先进文化手段，才能在坚实经济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文化远景。[27]对照列宁的总体构想，卢氏自我批评说，马翁早就明言“发展人类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可他的总体性，由于反感科学、遗忘经济，“导致一系列根本性混乱”。不过他坚信《历史》成就之一，正在于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卢卡奇，1992：序10-11）
　　我国学者张西平称：卢氏总体“令马克思主义生出了浪漫双翼”。（张西平，1997：211）英国学者默克瓦谓：卢氏总体意在区别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说，结果弘扬了一种总体性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此说对后续西马学者影响至深：正是基于此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举发动工具理性与大众文化批判。（默克瓦，1986：81-87）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看来总体确是一个问题。

　　卢卡奇与西马

　　对于卢氏，《历史》是他37岁时的一部习作，书中瑕瑜互见，颇多可商榷处。然而二战后的欧美左派纷纷奉其为西马开宗。对此老卢矢口否认。自他1945年返回匈牙利，直到1972年去世，他一直保持其信仰总体性。如他《自传》所言：“成为共产党人，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卢卡齐，1986：35）
　　时至今日，我们当如何评价老卢与西马关系？除了安德森所说的“历史错位”外，我以为不妨以二八比例，肯定老卢功绩如下：
　　[1]马克思逝世时，留下大半著作未发表。恩格斯称：当时全欧洲读懂《资本论》者，不过五人。安德森叹曰：马翁笔耕终生，“未曾得见大规模革命运动”。（安德森，1976：2）在此“几乎被遗忘”的背景下，卢卡奇受列宁指引，背靠俄国，面向欧美，用德语宣讲马翁遗书，点燃西方革命之火。
　　别忘了：卢氏《历史》痛批第二国际纲领，推崇马列正统。其主要命题涉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践哲学、无产阶级意识。此后三代欧美左翼知识分子，从萨特到阿尔都塞、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从葛兰西到柯莱蒂，从威廉斯到萨义德，无不以《历史》为中介，以卢氏批判为楷模，竞相拜读马克思。请看哈贝马斯的真情追忆：“《历史》是我青年时代的指路明灯，我是经由卢卡奇开始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杰伊，1984：465）
　　[2]与多数俄国理论家不同，卢卡奇通晓多种语言，擅长哲学社会学，熟悉现代文艺思潮，故能驾轻就熟，成为马克思主义现代阐释者及其黑格尔根源的发见者。英国学者捷尔内赞曰：“卢氏思想构成，得益于东西方文化互动，故能于众多马克思学者中，凸显独一无二。”[28]当然，老卢将其西方文化特性带入俄国革命中枢，难免引起摩擦。可他以诚挚态度，在师傅与学徒、中心与边缘、共产党与非党学者之间，开启一番对话格局。
　　1922年序言中，小卢称《历史》是他“忙于党的工作之余，试图弄清革命运动中的理论问题”。所以他恳请读者包涵：其中留有“特殊历史痕迹”，也别指望从中发现“科学系统性”。他写书的初衷，仅仅是为“针对辩证法富有成果的讨论，提供一个开端”。（卢卡奇，1992：45）
　　此一研讨格局，实为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发展条件。诚如安德森所言：国际共运中的文化差异、策略分歧，“对于左派而言，既在情理之中，亦可丰富理论资源”。（安德森，1976：7）以左派幼稚病为例，小卢的冒失言论，显然让列宁深有所虑：“他第一次面对欧洲革命策略问题”，即俄国成功战略，如何应对改良主义盛行、议会制度成熟的欧洲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