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面对中国现实说话，你会发现，一个成功的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其成功的内核里，一定有浓重的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成分。

　　近日读了一篇文章《魏书生：一个听话者的教育技术》（见刘铁芳博士《守望教育》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第60—66页），感慨良多。按刘博士所言（或曰引用蔡朝阳之言），魏书生老师是“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他有些过时，只应属于上个世纪。我却不这样看。

　　我是一个有二十五年教龄的中学教师，基本上亲历了近二三十年中国教育的物换星移。我在想，中国当代教育真的已经发展到可以消灭“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的程度了吗？到广大中小学去实际访访吧，我们还多么需要万千任课教师把课上得像个样儿，叫学生服气；我们还多么需要万千班主任把班带得像回事儿，令家长放心；我们还多么需要万千校长把学校管理得像模像样，使师生们满意。这些又怎么可能离开“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北师大教授庞丽娟作过一项调查，我国75%（四分之三啊）的教师存在教育能力不足或缺乏的现象。这不能说仅仅是缺少点“教育理念”吧。

　　魏书生老师是教育实践家，其价值不在于理论上有多少高度，而在于有一套解决中国当代某些教育问题的特定办法。其教育教学实践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对此诠释和吸收得还远远不够。这种诠释不是沿用概念符号，不是贴标签；而是看他究竟解决了哪些棘手的实际问题，为什么能有效地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其内在的依据和外在的前提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特定的历史积淀、价值尺度、行为习惯、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等所构成的特定教育背景，明眼人大概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一落到某些理念问题的研讨上，有些人却无视它们的存在，致使好些如雷贯耳的尖端理念陷入了虚妄、无根和空谈的“泛化”状态。

　　如果面对中国现实，你会发现，一个成功的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其成功的内核里，一定有浓重的技术主义和权威主义成分。无论文字上作何种意义上的粉饰，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除非刘博士肯走下殿堂，去一所中小学校实践一下，教教课，当当班主任，做做校长，搞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非技术主义”和“非权威主义”，我才心悦诚服。有一句话可能有点偏激：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实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

　　中国的教育，还需无数个“魏书生”去践行。刘铁芳博士们不甘寂寞来发点高论，以代表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不甘人后，可以理解，只是不必非把魏书生们打倒在地不可。否则，其所谓魏书生的“权威”、“不民主”怕也会成为砸向自己的“板儿砖”。正如天上的飞机，它没必要去嘲笑火车速度缓慢又缺少高度。殊不知，中国当前最主要的运输工具还是火车，而不是飞机。飞机们大可以在广阔的蓝天上飞翔；火车们自须脚踏实地，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爬行（即便“提速”也罢），不要想入非非，到天空去捣乱。反之亦然。

　　魏书生过时了吗？依我看，魏书生老师的“权威主义”和“技术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至少要存活50年以上，能否存活更长时间，那要看中国人的公民素养、伦理道德、考试制度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