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无用”的最高境界，读书有用论批判—与我不讲先生争论
黄焕金
我不讲先生指责我具有“读书无用论”观念。我仔细想了想，觉得有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虽然“读书无用论”已经是一个被定论要批判的观点，但我却一直在质问：所谓“读书无用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它隐含着什么意图？与它相反的“读书有用论”又是什么意思？
仔细一想，原来所谓“读书有用”普遍被指读书可以获得一些切身利益，比如在学校读书可以获得政府部门所颁发的学历文凭，读书者利用这些文凭可以谋取到更好职位与职称，而这些职位与职称又与个人经济利益甚至个人权力直接挂钩的。可见，“读书有用论”实际上意味着这样一条“食物链”，它关系到一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因此，读书当然是非常“有用”的了，没有用而去读书才是傻子呢？人们普遍认为：读书不为升职、不想当官、不为钱财，读书有何用？这种来自于民间最本能的质问，实际上是“读书有用论”培植起来的一种人的观念的本能反应。同时，在这种“有用论”下，公众普遍对某些人有本事通过“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的方式去达到这个升官发财的目的，持相当理解的态度。
我们再反过来假设：如果读书不发学历文凭，从而使读书者无法拿这些文凭去“兑现”经济利益与权力利益，那么，毫无疑问，今天将出现读书崩溃危机，即几乎所有人都不再去读书了，无论是去学校读书还是在家里自读，统统都失去了读书的实际意义，读书真正变成“无用”了。人们宁愿花时间去喝酒、打牌、赌博，也不愿意呆在家里或者图书馆里读书。从这一点来说，“读书能够兑现钱财”这种制度安排，反而是一种“伟大的制度创造”呢？
这种读书有用论的一个很大弊病就是有实际利益可得才去读书，比如为了文凭、职称才去读书（文凭、职称要能够兑现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才行），那么，伪读书、读书腐败，学术腐败，不择手段地达到这个目的，也变得“名正言顺”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不会去读书，就会认为读书是无用的。因此，读书有用论很容易滑向境界低劣的“读书无用论”，它们两者实际上是时刻相通的。这是我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今天许多人，本来不想读书的，但一想到自己的学历、职称、官位很低，待遇微薄，因此，迫使自己去读书，应付考试，弄来“研究生”换取职位，再换取待遇。一旦通过，达到了预设目的，那么就情不自禁地产生“胜利大逃亡”，读书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必要了，可以坐享其成，享受“读书有用”所兑现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但是，就在这种“读书有用论”的难题困绕着整个社会的时候，却总有那么几个读书人，他们怀抱着“读书无用”的观念去读书，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去读书写作（比如顾准）。由于他们这种读书行为不会获得任何实际收益，因此被称为“读书无用论者”。但是，他们这种读书，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这种读书境界毫无用处，只是满足了读书者个人的精神需要，有助于他对自然与社会时局的观察思考。用实际利益的刺激去激励人们读书的官方部门，如果它们真想达到要人们读书的目的，那么会发现，这少数几个人的“无用读书”行为，正是它们想要人们做到的事情，它们希望人们不怀私利地去读书，而不象小孩读书需要大人不断给糖吃来引诱那样。但是，这些部门实际上只是“叶公好龙”而已，因为这些读书人一般来说并不遵守它们所设置的读书规则，不应付它们所设置的考试，而这些规则的设置又可以给它们带来丰厚的实际经济收益。因此，它们更多地对这少数几个已经达到读书最高境界者的读书行为抱着“不承认”的态度。它们甚至指令它们所管及到的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些人的读书行为是不算数的，他们的“学历”不能在就业、升迁上面起任何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是完全的官僚主导社会，那么这些达到“读书无用”最高境界者，确实是无立锥之地了。
2007/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