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穿透60年共和国历史的经济学家

董时进-中国农业经济学家

　　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1920年代初，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
　　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农民党被迫解散。董时进的观点也遭到各界批判。
　　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基本学术观点
　　1949年12月，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今天看，六十年前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竟在神奇地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被今天的中国政府——重新认可。
　　董时进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故中国农村之改革，应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实施土改，平分不多的土地，就会将农村大批剩余劳力束缚在土地之上，这不仅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且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绝难推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的长远投资势必缺乏热忱，耕地势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解放前夕中共多数农村文件和党政领导的讲话，都引用了莫须有的调查数据，即：错误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且这一错误数据，经多次重复而变成虚幻谎言，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实的……这令董时进愤愤不已。
　　董指出，根据民国政府“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十五亩土地，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0.02%。


　　董时进据此向毛泽东写信指出：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的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中国文化中“有恒产”的传统，势必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去农村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基于此，董在给毛主席的上书中，甚至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也会蓄钱到老家去置地的例子。董借此向毛泽东指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而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的农户，也会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自耕农刻苦勤奋，其奋斗目标恰好是想要成为富农或地主。
　　董还预见说：中国实施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上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的耕种所得，大部都要上缴国家，缺少了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如此，则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就会衰退。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董还坚持认为，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共产党内的优秀人才，也有许多是来自地富家庭的。董承认，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一观念，对海外读者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学术观点被今日政府接受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 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遂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解放后，董时进的学术观点遭到大规模批判。但六十年后的今天，董时进的主要见解已基本被我党中央汲取和采纳。令人惊叹的是，董时进曾经预言过的中国农村的大起大落，几乎全部兑现。遥想当年，他说他知道中国土改的大局已定，他为此悲哀地预言：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在某一天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像苏联那样建立集体农庄，让农民把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甚至会饿死人……但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也断言说：相信“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历史证明了他的许多预言都是正确的。

董时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上万言书反对毛泽东主政的土改，并坚持认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从逻辑上推断出“一旦田地社会化了，什么人也没有田地”。言路受阻后，1951年继续在香港出版专业书籍，指出当年正在启动的农业集体化的种种弊端：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境均判若天渊。”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主政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会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悲哀的是，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当然，我更知道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而历史以一个残酷的玩笑记载了他的荣耀，以及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