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一轮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城市如何合理布局的问题。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究竟是以大城市为主还是以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从当前各种要素分析来看，要实现中国城市的健康布局，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平台将是特大城市群。 　　中国的城镇化是有其特殊规律的。一个是政治规律，那就是以行政级别主导；一个是经济规律，以规模效应为主导。 　　行政级别为主导的政治规律体现为，行政级别对当前中国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的658个城市、尤其在地级市以上的城市中，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质量、人口规模与城市级别直接相关。如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发展水平整体高过以济南、大连为代表的副省级城市；这些副省级城市又普遍高过以郑州、长沙、南昌为代表的省会城市；长沙等省会城市，又高于以邵阳、衡阳、岳阳为代表的地级城市；邵阳这些地级市又普遍高于县级城市武冈市；武冈市肯定又高于所管辖的一些建制镇。出现这种规律和局面，是因为中国的城市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分配权力的大小。北京作为首都云集了大量的中央部委，中央部委掌握了资源分配的巨大权力，最终让北京人口收入、产业级别、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的公共服务水平都明显高过其他城市。 　　规模效应的经济规律体现在，中国特大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汇聚作用。规模越大的城市，一方面其产业承载能力越大，创造的收入和机会越高，而财政收入越高，就可以以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其吸纳资本、人才、技术、人口等的能力，相比于中小城市优势非常明显。这些年北京尽管一直采取极为严厉的行政人口控制办法，但到2012年常住总人口达到了2069万人，远超其规划控制的人口数量。这些年来，北京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呈现加速的趋势。1996－2011年，北京外来人口年均增长37.4万人；2000－2011年，年均增长44.2万人；2006－2011年，年均增长67.8万人。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方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是需要有人口和产业规模来支撑的，中国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对于这种规模的小城镇或者略大规模的小城市而言，很难让基础设施投入有可持续的回报，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本不会进入到这些小城市里面，最终还是回到特大城市里，分享规模效应带来的可持续回报。还有一方面，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总体还处于资源吸纳而非溢出阶段，最终出现了城市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这从当前中国三大经济极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而人口承载了18%，创造了40%的GDP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可以说中国这种城镇化的规律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中国人口和资源向特大城市汇聚的趋势难以改变。但之所以要提出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遭遇到极大挑战：一方面是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承载力接近极限。最近发生的雾霾天气、以及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见证了中国特大城市已经开始染上大城市病，开始让这些特大城市不宜居起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和发展好“三农”问题结合起来，需要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来支撑“三农”的发展。还有一方面是出于国土安全的因素考虑，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而需要在一些特殊地方布局一些中小城市。 　　[size=-1]（本文由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