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带来的困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白天

和中国城镇化的数据相比，我要探讨的问题在官方的字典上找不到。媒体报道的都是城市该给进城的群体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便利，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上车排队、楼道里别挂蒜，鞋应该脱在自家房子里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显然上不了席面。

你或许会在餐馆，对一个阻挡农民工进店的店员表示不满，在公交车里为拿着整钞换不开的农民工塞上一块钱，但是，当他们成为你朝夕相处的邻居，事情会大不一样。
每一次的社会改革都有一种融合的痛感掺杂其中，城镇化过程也不例外。和房价成正比的是，进城正在成为趋势。村里的往镇上搬，镇上的要进县城。县里的打算去市里住，市里的还谋划着去二线甚至一线。
农村的姑娘们少而又少，若干年前的生儿子大潮导致现在女孩真的成了宝。城里没有房，男孩就没有竞争力，至于在城市买了房怎么生活，年轻人哪里管那么多。

进城的诱因是多元的：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以及年轻父母们对城市资源的仰慕，城市扩建还把一部分城中村强行城市化。
城市出现了一种客观存在却又不成为研究主体的特点：好地段的城中村拆了再建，回迁的区域却令人不敢染指，房产买主们打听商品房是否有与回迁区的隔离。敏感的开发商很快发现这一特点，然后把回迁和商品区完全隔离开，不但大门各走一边，就连地下车库也互不相连。这种苦心积虑完全是市场决策的结果，而驱使市场决策的则是生活细节，以及万千个体的真实体验。
同事当年受口袋里的钞票限制，购买了一处回迁房。物超所值这事儿，事实证明是根本不存在的。
楼下总有无地可种的村民搬着小板凳集会式地乘凉，对外来串门的生脸孔无所不尽其极地盘问，这种保存自抗战时期的农村习惯，让生活隐私这种事变得很难。
个别不习惯闲下来的村民骑着小三轮到郊区外开荒，时不时在楼下晾晒点玉米花生，楼道里挂满了大蒜白菜，每个楼道都能找到压着大石头的咸菜缸，草皮铲了种点韭菜大葱，在他们的意识里，这还是村里的地，是自家区域。
当然，村民的质朴也是有目共睹的，需要搬上楼的送货箱，楼下阿姨的小儿子，抄起来就给送家去。
居住在三线沿海小城的高中同学刚刚经历了和邻居的战争，结果是这位刚安家不久的大学老师，不得不到处看房搬家解决问题。根源在于新邻居倾全家之力买房进城，搬来的第一天甚至按照农村的习惯，天没亮之前放了一个小时的鞭炮请来锣鼓队敲了一天，震撼了所有邻居。
接下来，住大瓦房的各种生活习惯和新房主一起搬进来。备课就总被各种声音打断，尤其是22点后，男主人像拖着半袋面一般踏上楼梯，开关门的动静可以唤醒整个单元，再和撒欢的孩子在屋里追捕撕名牌，这酸爽。
上门交涉的结果不太乐观。和邻居去谈公共环境、声音的传播原理、噪音等问题有点沟通不畅。数次交锋后落败。
打不过只能跑了。
上次说，大表哥在县城买房，春节前按照农村不空新房的习俗，全家高高兴兴去新家过年，我问他新房住的怎么样，他摇头叹气嫌邻居事多，“孩子在楼上跳绳找我们，拍小皮球也找，在村里住哪有这些事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进城买房的大多数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年收入并不低的群体。
比如承包某快递站的负责人，菜市场多个档位的老板，这批早年进城务工的实干家，已经通过多年的打拼拥有了不小的财富，但这些都不能解决进城过程中的问题。
我的新邻居是一对80尾的小夫妻，男主人是厨师，女主人是超市服务员，带着一个3岁的小男孩。男主人每晚都在23点后回家，女主人每个月有一半的日子21点超市盘点后回家。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已经晚上九点半还多，小孩子在幼儿园已经睡着，常看见孩子妈抱着一个小被子裹着睡熟的孩子回家。再后来，孩子的姥姥或者奶奶来帮忙，三代人挤在一室的房间。这个一室的房子耗尽了积蓄，甚至卖了老家的地，背着大几十万的贷款，但年轻的母亲谈起未来依然一片向往。
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进城，让孩子在城市读书来改变下一代的未来。我们都肯定，这势必是一个越来越好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注定会有涉及个体的阵痛。
我讨厌一个城市固化自己，不开放不包容的态度，总有比你所在城市高大上的城市也会这样对你。但是这开放这包容具体到个人去开展，又是多么力不从心。
千万别呛声：那你究竟什么意思？城市人就一定高级一定有礼貌一定有素质吗？就该让无厘头的户籍制度把人困在出生地动弹不得？
都不是。
人们自发地向一些区域聚集，是因为这里有着原有地不具备的优势。该探讨的是，如何让每个人呆的地方都有特色，都有留住我们的东西，即使有流动，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让每个个体的融入不像钉子楔入木头一样尖锐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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