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城镇化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城镇化在中国正处于进行时。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中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1]的概念，旨在让更多的人能够跟上改革开放这一潮流脱贫致富。然而我们在城镇化过程中也注意到了，中国的城镇化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城镇化的道路。因为西方发达的市场国家城市化模式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基本上同步，缺乏统筹安排，也没有科学的城市规模概念，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受到城市领导层足够的关注，导致后来的所谓的“城市病”[2]，而且容易出现“反城市化”倾向，即穷人涌入城市，富人纷纷逃离城市，搬到郊区或者乡村住。以上这些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作为后来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避免这种情况，走适合自己的城市化道路。

然而中国国情不是运用简单的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既能够完全走上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从1990年到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如下：

表1:1990——201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统计表

年份	城镇化率	年份	城镇化率	年份	城镇化率
1990	26.41％	1998	33.35％	2006	44.34％
1991	26.94％	1999	34.78％	2007	45.89％
1992	27.46％	2000	36.22％	2008	46.99％
1993	27.99％	2001	37.66％	2009	48.34％
1994	28.51％	2002	39.09％	2010	49.95％
1995	29.04％	2003	40.53％	2011	51.27％
1996	30.48％	2004	41.76％	2012	52.57％
1997	31.91％	2005	42.99％	2013	53.73％

表2:2011——2015年上半年我国产业结构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镇化取得了不少成绩，在维持第二产业比率（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水平上，逐渐提升第三产业比率人口，而且城镇化率一直逐步提升。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离西方发达国家的90％依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中国城镇化依然处在进行时！面对中国现状：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北京、天津有大量的农民工不能和城市人口享受相同的福利、社会保障、教育资源、文化医疗资源。因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人和城市居民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中国在城镇化问题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当下阶段因为如何走下去？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厉以宁老先生指出“老城区+新城区+农村新社区”[3]，即改造原来的老城区，逐步拆掉老城区中的棚户和老化建筑，维修古老建筑和进一步美化，迁出污染性企业及大型工业企业；在老城区周围郊区建立新型城市，将老城区迁出的企业集中在此以便政府集中管理帮助，并在新城区建立居民住宅去和一些社会服务设施，使其形成新的城区；在农村由政府带头，鼓励居民改造旧房屋，建立新社区，政府负责建立起相关社会服务性设施。厉老认为，新社区建设是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项创新，它将原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改成社区管理模式，这样既使农村进一步向城市靠拢，又给农民增添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方式。

在我看来，中国从1949年，城市132个，至1978年全国城市总数193个。改革开放后10年，即至1988年，城市数达434个。从1988至1997年，城市数量增加到608个，截止2014年，我国城市总数为661个。（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面对全国将近14亿人口，以我国目前城市发展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城乡人民缩小差距，在城镇化上向前迈进，要么是扩大原有城市规模，要么是就地建立新城市，或者在原来大城市周边建立城市群。首先，针对扩大城市规模这一点，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种城市难度较大，而且这些城市容纳的人口已经非常之多了，扩大规模就会引来更多的人，相应的就会有更多的就业需要解决，而解决就业就必须要更多的企业进来，这已经是不现实的路径了，针对这一类特大城市，只能是在该城市周边建立城市群，利用大城市对人的吸引力，把更多的人引到周边城市，并在周边城市迁入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样既有利于带动大城市周边经济发展、缓解大城市人口趋于饱和的压力，又有利于提高城镇化率。扩大城市规模适合的是城市规模较小、城市周边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而且城市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扩建的城市。这样一来，通过城市扩建，该城市周边的居民就可以脱离农村，在城市找到一个有稳定收入而且收入比在农村高的工作。城市规模一旦扩大，势必需要更多的企业工厂来填补，这样就要鼓励有条件者创业，或者引入企业，这样相应的也会带来大批工作岗位。至于建立新城市，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适合建立城市的地方基本已经建立了，所以这种方式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新城市不行我们可以在原来的农村建立类似与城市的社区，使得社区的社会功能特别是服务性功能向城市靠近，这也就是厉以宁老师所说的农村新社区。农村新社区就是在新土地或原来旧住房区建立新的住宅，将农业生产规模化，根据地方条件专业化、规范化农业生产，完善各项公益性设施，社区组织生产、采购、销售，形成规模效益。现在我国正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主建立城市群，以此来拉动城镇化向前推进，一些城市二线三线城市也在积极发展第二三产业，努力扩大城市规模，农村也在根据地域特点建立适合自身的社区。但是越向前推进问题似乎也越来越明显。城乡二元体制和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始终是阻碍城镇化进程的屏障，因为有户籍制度，使得农村人在城市始终无法享受和城市人相同的待遇，而且一些企业也对农村求职者有歧视，使得农村人在城市只能找到相对来说比较低档的 工作，这样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与城镇化的初衷背道而驰。还有就是建设农村新社区、改造老城区、建立新城区及晚上各种基础设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资金不足肯定这些都无法完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问题，毋庸置疑农村人口在现今阶段与城市人口素质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简单的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或者建立新城市让他们在形式上变成城镇人口是无效的，素质提高不上去他们还会返贫，及时在城市他们也只是做一些最低级最简单的工作收入无法提高，一直会需要政府的协助。其实，城镇化进程中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只是提出了几个比较典型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城乡二元体制和户籍制度，我觉得首先应该解决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减小城乡居民在各项资源分配、各种发展机遇上不平等的问题。看看下面图表所展示的数据：从上面可以看出从09年到13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有一定的扩大，这是并不易于城镇化的。正是这种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才导致户籍制度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只有让城市居民身份不那么高贵，让农村居民身份不那么卑贱。只有这样，当放开户籍制度的时候农村人才不会瞬间大量涌入城市造成混乱，户籍制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针对问题二，资金问题。厉以宁老师提到我们可以设立城镇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基金[4]，我觉得光这样还不够，为了缩小城市和农村差距，加快农村向城市靠拢，实现真正城镇化，还需要专门设立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前面所提到的城镇公共设施投资基金用于一般方面，例如老城区改造修缮，新城区建立，相应的还要有一定比例分配给农村。而后者专门用于建设农村新社区，当然光给农村资金援助肯定不行，这样的脱贫很容易让农民返贫，比如家里主要劳动力失去或者有人犯重病就很容易让他们再次进入贫困状态。所以这个投资基金一定是不仅要建立相关基础设施，更要按照地区特点建立最合适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有利用民间资本才能让中国城镇化建设早日完成。  结　　论

目前，中国正走在城镇化道路建设关键路口，我们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老路，那样只会面临同样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而且要想尽快赶超西方国家，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更加高效化的道路。其中，扩大并调整老城区、在大城市周围建立城市群和建立新城区把有条件的城市进一步扩大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实施并且逐渐取得了一定效果的措施，然而，建立农村新社区，由于政府力度不够大和地方积极性不高或者资金来源不足，这方面很少有地方做的很突出。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光要继续做好前面几条措施，我们还要更加强调建立“农村新社区”，如果不把“新社区”作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的一部分，不实行“就地城镇化”的做法，几亿农民全部涌入老城区或新城区，同时又要做到社会保障一体化，到时候肯定不仅会打乱现有的城市秩序引起社会混乱，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另外在城镇化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用合适的符合实际的方式解决。在建立城市群和扩大城市规模中，如何做到人口非理性流动，如何解决流动过来的人口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问题？如何解决因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给城镇化带来的阻碍？如何解决城镇化所需巨额基金问题？如何解决农民的自身教育问题不至于让他们再次返贫？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城镇化建设中逐步解决。控制人口非理性移动，可以逐步放开进入城市的门槛，中小城市先降低门槛，然后逐步放开较为发达的城市，最后放开大型城市，让人口逐级流动，这样就不至于让大都市变成大堵市。至于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力度消除制度壁垒，进一步平等化城乡居民待遇了。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则需要在发展中在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是逐步放开，这是一个长久的缓慢的过程，而建设资金问题，则是利用民间资本加快建设进程，设立城镇发展建设投资基金和农村发展建设投资基金，共同发展城市和农村以及加大对农村的帮扶力度。这样才是高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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