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五条，你代表着谁的利益，强奸了谁的民意？ 张 琦    相比于同龄人，本人算是置业较早的一批，硕士毕业就在省城买下了一套小房。在不足80平米的空间里，曾演绎着“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但作为一家之主，我隐约感觉到习惯于“乡村大宅院”的家人还是有“施展不开手脚”的少许遗憾。     2012年底，我卖掉小房子，并在多方援助之下，从一朋友手中购置了一套120多平、刚装修完毕的二手房，携全家正式挥别“接踵摩肩”的日子。由于此房房龄几近五年，按国家规定，五年期满后交易可免征5.4%的营业税。于是，我钻了法律的空子，先通过公证方式完成房屋买卖，准备在五年期满后，再办理正式过户手续。谁料2013新春伊始，“国五条”横空出世，剑指二手房交易，计划对房屋买卖差额征20%个税。消息传来，家人无不愕然失色。倘若成真，无异于“偷鸡不成蚀把米”，徒伤了神、又劫了财。本人一方面强装淡定，安抚家人情绪；一方面绞尽脑汁，思考其政策动机，最终仍不得而知。     政策制订者的初衷不可厚非，绝对是要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但我怀疑，“对二手房交易征重税”是否会事与愿违？     目前，我国楼市问题的关键并非供不应求，而是缘于严重的供需错位，一边是房屋大量空置，一边是房价泡沫下一室难求。而房地产由于不可移动性以及复杂的金融属性，日益沦为投资投机者的乐土，成为套利交易的传导介质和载体。古典经济学中“供需决定价格”的简单关系已不再适用。肆无忌惮的投机行为，形成对自住刚性需求的“挤出效应”；再加之消费者“羊群效益”、政府“土地财政”、银行“过度信贷”、房地产“结构性矛盾”等外源性因素又进一步助推了楼市的非理性泡沫，形成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危害。因此，政府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任其蔓延。然而，管什么、怎么管，这才是值得仔细斟酌的问题。     回顾近年来房产价格“越调越涨”的怪圈，不难发现，许多政策没有真正抓住房价上涨的“牛鼻子”，还仅仅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国五条”中二手房20%的个税征收，是以提高交易费用为手段的调控方式，显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投机型需求过旺的格局，且交易成本的增加，只会把价格压力转嫁给可怜的刚性购房者。     特别是2010年以来，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更多偏向从需求端入手，对增加供给的手段却运用甚少或实施不力，这也正是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我认为，当前，针对二手房的调控思路更应反其道而行之，要通过降低二手房交易税负来提高市场自由度，激活庞大的存量交易潜能，同时，可对存量房开征“保有税”，即物产税，以倒逼投资投机者在高持有成本、低交易成本的新格局下，向市场抛出手中留存的房产，从而扩大市场供给，促进消费者的理性购房。     另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调节剂和润滑剂；用得不好，很可能会伤及无辜，成为弱者的绞肉机。这一点，管理当局应该会有清晰深刻的认识。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应积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房地产业的调控，亦是如此。只有制度公平，才可能推动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发现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主张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功能。之后的哈耶克高举自由主义大旗，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更是将政府过度规制推向了万恶深渊。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些自由主义思潮存在的偏激性与理想化，但我们亦不能忽视苏联解体、北朝鲜贫瘠，东亚模式溃败为“计划经济模式”敲起的丧钟；我们亦不能回避“大政府、小社会”的种种弊病，特别的，大政府若缺乏严格监管和权力约束，后果更令人堪忧。     再回到我这套房的话题，上周，我与一位房地产经纪师之间的交流，亦令我释然开怀。他透露，即使20%个税开征，他也可以通过做低买卖差价来尽可能减少纳税金额，当然，前提是我必须支付他2000元小费。果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种双赢的结果，我当然愿意接受。毕竟我赚的是辛苦钱，毕竟我置换房子，只是改善型住房需求，理应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鼓励和支持的范畴。     无独有偶，今天收到一个幽默段子“列车上男士独处软卧，一女子推门进并锁门，敞胸、抓乱头发说：给5000元钱，不然喊人说你调戏我。男子愣了片刻，从包里拿出纸笔写：我是聋哑人，您要干什么？女子拿过笔，在纸上把刚才话写了一遍。男子笑收纸条打开房门：你可以出去了。启示：遇事不惊，方能应对自如，对《国五条》亦如此。”我忍俊不禁，莫非该段子的作者在 暗示：此邪念女有如政策制订者，此睿智男神似购房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怕是长此以往，以致政令不通、朝令夕改，反损了公信力，落了个荒唐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