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多或少，人人都享受益，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形，所以，改革能够获得最大多数群众支持

而现在，利益群群体分化，形成了既得利益基层，任何政策、制度如果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必然遭到反弹

所以，存量不动、增量调整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7-15 19:24:31编辑过]

财政在现状下更应该关注财政资金的实际应用过程以及结果评估反馈。

实际案例：某行政机关为了增加下一年的财政拨付资金，通过各种手段，审批购买车辆、装修等，将本年度的基数做大，图利下一年度。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本人才疏学浅

来看诸位学长的交流

受益匪浅

谢谢

对于财政支出也应建立绩效评价机制，这样才能为共益机制服务

4\支出效果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构成年度支出的完整回路的最后一个环节,既是对是否实现"共益"的直接回应,也是作为反馈信号对前述机制提供修正的机会

这一点应该纠正为对财政支出的绩效审计机制

我觉得“共益机制”改为“公益机制”可能更好，大家知道要在一个特别大的团体中实现绝对公平成本很高，几乎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的财政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平抑所谓的不公，促进社会的和谐。根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说市场机制是公益机制是有道理的，市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场所。当然市场存在缺陷要求我们进行政府干预，可是就像公共选择学派所说的那样，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失灵，解决方法是又引入了竞争机制。看见只有竞争才是现实公平的基础。

事实上,楼主所说的"共益"机制我更倾向理解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容”机制。我曾经关注过，西方经济学界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三个（组）人：亚当.斯密、布坎南以及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马斯金、迈尔森。斯密研究并深信市场机制能够自然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兼容，而布坎南研究的核心是政治市场如何能达到自由市场机制那样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容；机制设计理论研究者则深入分析了市场机制上述功能的不完美，力图设计出弥补市场机制此功能的缺陷，他们也把研究范围大大拓展到公共政策的设计如何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容”，自然，财政体制与机制的设计也在他们的研究之内。

      首先，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体现公益机制。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层次性，决定了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负责提供。从提高公共产品效率的角度来看，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空间限制的特点，如公共教育、交通安全、环境卫生等只能是就近的居民才能享受，因此，有些地方公共产品必须相应地处在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

      其次，完善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要完善社会公众对政府财政决策的社会约束和监督机制，首先要提高国家预算的透明度。除了牵涉国家机密的项目和金额外，其余的各收支项目和金额，以及具体的编制依据和考虑等，都应向社会公布。要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财政的各项安排和实施结果都必须公开，决不能暗箱操作。要不断提高财政支出过程中的决策水平，就必须加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管理，就必须完善我国财政活动中的社会监督机制。对于独断专行导致的财政工作严重失误，再也不应仅以“交学费”来搪塞了。只有真正追究了有关人员的行政、司法责任，才能确保人们小心谨慎地依据客观的市场要求去用好财政权力。

    最后，应当以财政制度完善和弥补市场制度的不足之处，只有依靠市场这个调节主体才能更有效的体现公益机制。因此公共财政制度应当为市场制度服务。

共益机制如能建立，当然非常好。总体上说，社会发展好了，大家都受益，是否这就是你所提倡的共益？比如，我们与历史时期的3年自然灾害比，几乎每个人都受益了。我想，这可能不是你说的建立公益机制，否则，你的话题就是建立发展机制更加合适。我理解，你所谓的共益机制是平等享受发展成果的含义，不知对否？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啊！在我国当前这个环境下谈”共益机制“，感觉就像是“卖肉的”讨论怎么树立一块好看的贞洁牌坊一样。

我国的环境与西方的情况不一样，虽然目前福利经济学很热闹，但对中国没用，在不动根本的情况下，都是治标不治本，就拿税收来说吧，当前学生写论文都是说怎么让税收制度变得更好，变得更有利于中下层人民，这些变来变去的税收制度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这几年税收的成绩很巨大啊！但有多少人考虑或者想着这收上来的钱该怎么花，怎样才真正符合中国的发展，只想尽脑子改变税收的调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再怎么调整，变化的也是中下层人民交的税，真正的富贵阶层的钱我不知道靠国家的税收制度收到了多少，苦的还是所谓的中产阶层啊！这样的制度能“共益”吗？税收支出控制不住（国家预算我真不知道是不是由“人大”鉴定的），再怎么谈税收调节国民贫富差距都是空话。同理，很多根本的东西不动，来谈论更好的“共益机制”也是把贞洁牌坊树得好看些。

个人意见

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特别是西部人民，农民群体的利益问题。

眼光还是窄，共益机制其实也就是与当前的公共机制、公共财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概念如出一撤，总而言之，仍将目光放在经济利益公共化中。

眼光应放得更得，共益是当代与后代间的共益，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圈的共益。

财政与共益机制应该是财政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个人认为公共财政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满足全社会的共益性

   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
二是非盈利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动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其职责只能是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即便有时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活动也会附带产生数额不等的收益，但其基本出发点或归宿仍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不是盈利。表现在财政收支上，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

单纯从公共选择行为理论解释共益机制显然不妥。

一、公共选择行为理论仅指制度形成阶段。即每个参与行为投票的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偏好，但最终形成的制度却是可能达到共赢的。尽管最终形成了不体现私利的选择结果，但这种结果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对于投票的参与者又都想搭便车了。因此在制度执行阶段公共选择理论无法解释，假如说我们的公共财政是一种公共选择，但其实践中公共性仍不见得很有效。

二、法规被俘现象是公共选择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体现了共益的机机制的形成本是好事，但很容易被俘虏。这是崇尚精英的社会劣根之一！

公共利益的实现往往借助于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而财政政策执行的失败往往归咎于相关制度的缺失。

以至于把财政政策置于一种尴尬、无奈的境地。财政问题的讨论自然就进入一个怪圈，除非对中国体制进行一次全面、颠覆性的改革。

否则，财政政策不仅无法惠民反而会害民。

    市场本身虽然不是一种完全的公益机制，但是市场能够对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运用凯恩斯主义原理，在政府积极的干预和调控下，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保障分配公平合理。另外政府部门还应加强民众的监督作用，保证政府行为和政策的及时、准确、完整和合理性。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还望大家斧正

很奇怪：公共交通一直需要补贴，据说总是亏损；但是为什么还有民营企业或是民间资本进入呢，难道他们进入不是为了盈利？！

政府公共交通的财政补贴政策是共益的吗？或者说财政政策的利益应该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呢？

如果打着亲贫的政策来补贴“资本家”们，应该不是政府的初衷吧！

中国的共益机制严重扭曲。

一是利益集团势力太强大，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严重制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畸形化，对共益处机制形成起关键作用的中产阶级不成熟；

三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施政目标，共益机制的形成得不到政府的呼应和必要的支持。

说市场经济嫌贫爱富不太恰当，关键是是看在什么政府下，什么样的政治导向下！回顾罗斯福新政那一段历史不难发现，对于税收和财政等的控制是很关键的！单独的把市场经济拉出来定性未免有点太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