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经济学中最难研究的领域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制度经济学。

从研究对象上看，既然制度是一个长期现象，那么相对于短期现象，涉及的因素必然更多、更复杂、更让经济学的优势难以发挥。显然，要在一个以两维为主的主观世界中刻画无数维的客观世界，难于上青天。相对而言，研究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通常是短期问题，很多因素在短期内可以视为静止的，因此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优化工具可以大显神通。而制度不同，我们甚至根本不清楚影响制度的因素究竟有多少，遑论每个要素发挥作用的大小和概率。极端地说，短期问题好比风险，而长期问题则如同不确定性。

从研究工具上看，主流经济学的经典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和非主流的演化博弈论、案例研究都被派上用场。既然涉及博弈论，那么对数学的要求可以说对非数学专业的学生而言是没有上界的，再难的数学都用得上。至于制度经济学的计量分析，变量难定，指标难选，数据难找，要做严格的因果分析更是盼着天上掉馅饼。更麻烦的是，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研究者必须了解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等各种相关学科。这些学科往往不像经济学那样有着统一的分析框架，光是一个“制度”的定义就是上百种！真担心研究者会走火入魔。

从研究群体来看，制度经济学既然涉及的学科最多，应该是知识面最广的人来研究。中国的现实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由于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因此缺乏行业壁垒。良莠不齐是其次，关键是研究制度的学者之间难以对话。

从研究成果来看，由于上述诸多因素，制度分析的成果往往看上去非常“非主流”。斯坦福大学的Greif教授学历史起家，刚出道时很多文章都发表在非主流经济学刊物上，从西北大学博士毕业十年后才在斯坦福大学升为正教授。如果Coase、Willamson等制度经济学大家晚生20年，恐怕没那么容易获得终身教职。至于像Acemoglu这样的青年才俊，如果不是发挥他本人在增长理论、计量经济学和数理建模方面的专长，再加上一个研究政治学的Johnson和一个研究历史学的Robinson，搞一个“梦幻组合”，再加上体格过人，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凭借其在制度经济学的成果纵横捭阖吧。换中国就更难了，你看《经济研究》发过几篇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更别说交叉学科了。

总之，（经济）学界有风险，劝君慎入行。制度多艰辛，难登主流堂。

来自聂辉华搜狐博客http://doctornie.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