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公布的8月份CPI数据再次抓取无数人的眼球并引导市场的心理预期,而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对8月份CPI将创历史新高深信不疑。此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表示,8月CPI涨幅极大可能会高于7月的数值。而7月的CPI位于5.6%的高点(也是近十年来CPI的最高值)。

　　有趣的是,在对待CPI的导向功能上,一直有着显而易见的利益分歧。尽管这些市场机构推测8月份的CPI大约会在5.8%-6.2%之间,但一些观点又同时会认为"在过去,7、8月份一直是年度CPI的峰值期,这是一个季节性的反应,过了8月份之后,CPI将肯定减弱"。这种"乐观的预测学"的观点可能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国家统计局在9月10日公布了8月份PPI数值,同比上涨2.6%。PPI是CPI的上游传导者,前几个月它一直在2%以下"蛰伏",8月份的突破性上涨意味着CPI未来上扬的动力更为充足。坦率地说,最终决定CPI的是中国目前的"软货币"(soft money,央行大量的货币投放)和银行体系内的信贷非理性扩张愈演愈烈。而粮食、鸡蛋、蔬菜、生猪价格(由于生产它们的周期很长,决定了它们的价格不可能很快回落)在CPI权重关系上的影响只不过是某种必然的外在反应。

　　有时候,在"软货币"问题上,贸易顺差被过多地怪罪了(贸易顺差的确添加了很多基础货币)。一般来说,对于一个汇率低估的出口型经济体来说,汇率的缓慢上升往往同贸易顺差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即在本币汇率没有达到有效的均衡汇率之前,人民币币值的上升会引来更多的贸易顺差(因为外部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是很小的,价格的缓慢上升并不影响外部的购买数量)。目前人民币兑换美元已经突破了7.53的关口,而中国前7个月的贸易顺差达136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1%。这是一个令人咂舌的增幅。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虽然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对欧元却是贬值的。而美国在7月份由于受次级债务贷款危机影响,进口需求开始呈现下降走势,但7月份欧洲经济复苏力度很大。于是从数据上看,中国7月份出口增速大幅上升似乎主要来自于中国对欧盟出口的大幅提速,7月份中国对欧出口增速高达50%,较6月份29.8%的增速大幅上升了接近20 个百分点,较今年上半年35.7%的增速也大幅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如果美欧之间的"交替关系"延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外贸顺差依然会强劲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7月份进口也呈现出剧烈的加速增长。很明显,这是被国内的投资需求所拉升的,尤其是被"软货币引发的软信贷"所拉动的。例如,7月份的货币增长明显加速。M2在该月份同比增长18.48%,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分别高1.54 和1.42个百分点。7月份的信贷增速上升很快,月末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63%,增幅比上月末高0.15个百分点。当月新增贷款2314亿元,同比多增597亿元。7月份的信贷数字证明了商业银行过度亢奋的信贷投放,以至于在7月末,很多商业银行将全年信贷额度都快"花完"了。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数据建立一个简单的逻辑,即贸易顺差虽然对基础货币造成的影响很大——中国政府也正在利用特别国债和建立主权财富基金进行对外投资来化解这种冲击——但并不完全主体性的。流动性过于泛滥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提供了太多"额外的货币",这些货币是被一些利益团体"挤"出来的。

　　在控制银行信贷方面,紧缩流动性远远没有加息有效。现在的问题在于,假设8月份的CPI继续处于高位(一些分析认为可能到达6%),而全年的CPI大约在4%附近的话,那么央行再加息0.27%的话,扣除5%的利息税,实际利率大约在3.6765%,依然低于4%的全年CPI,这表示目前还是负利率状态,这不仅不利于抑止资产的泡沫状态,而且同央行行长强调要早日结束负利率的言论也是不符合的(央行行长周小川9月7日表示,人民银行希望实际利率为正值)。如果真想打断世人的通胀预期的话,或许还应继续考虑加息的方式。

中国通货膨胀压力正与日俱增———面对月度价格统计数据，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1—8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9%；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其中城市价格上涨6.2%，农村价格上涨7.2%，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3.8%……相应的，反通货膨胀在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分量正日益加重。

　　治理问题的前提是准确分析问题的根源，置身经济高度外向的环境中，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压力具有鲜明的外部输入特征，这种外部输入特征首先体现在进口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作为初级产品净出口国和制成品净进口国的中国已成为初级产品净进口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逐年高涨。1994—2006年间，我国年进口额从1157亿美元上升到7916亿美元，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14.23%提高到2006年的23.64%，且初级产品进口比重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两类。在这种情况下，当能源输出国和西方投机基金在市场上翻云覆雨，推动主要原料、能源屡创新高之时，中国无论如何也无法幸免。

　　即使是某些中国产品，外部冲击因素也成为其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根源。就消费者价格指数而言，今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食品类价格。在8月份CPI各个组成部分中，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0.9%。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涨幅是在中国去年粮食丰收、今年夏粮单产创造历史新高的同时出现的。之所以出现粮食产量与价格同步上涨这种似乎背离价格规律的现象，原因在于国际市场。去年世界粮食减产1.6%，粮食需求则增长1%(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又应归咎于美欧发达国家制造生物燃料的需求“异军突起”)，导致芝加哥期货市场小麦、玉米等期货价格大幅度上涨，也吸引中国粮食出口上升，以至于今年出现了粮食净出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欲求中国食品价格不上涨，实在是难乎其难了。

　　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流动性过剩的表现而已。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和资产，通货膨胀随之来临。而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又源于此前几年西方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就中国而言，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源于外汇占款渠道的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外汇占款居高不下原因是世界经济失衡，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居高不下，中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而已。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单纯由中国方面采取措施无济于事，需要美欧日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中国合理协作。

　　毫无疑问，当前以食品价格“一马当先”的通货膨胀格局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冲击是高度不对称的，中低收入阶层所受冲击最为严重，高收入阶层则因资产价格上涨而跻身净受益者。在基尼系数已经高居世界前列的今天，这种马太效应蕴藏着怎样的危机，自是无需赘言，加以治理，理所当然。但由于其外部输入特征，要削弱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不对称冲击，直接管制价格的办法很难收效，更有可能是给高收入者和外国人增加套利机会而已。所以，更合适的办法应该是给予中低收入阶层适当的现金补助，我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也意味着我国政府有能力实施这一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