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是经济史研究的主题之一。贸易理论和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一般将地区视为民族国家，但在经济史中则存在由大洲向贸易区域，再向民族国家和国内地方性区域收缩的趋势。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因素众多，本文试图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的阐述，建立一个借鉴性的分析框架。

       第一种解释是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待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与人类学、生物学和考古学联系紧密。其主要观点是认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活动之一，很大程度上与人类基因多样性和生物进化路径相关。比较典型的是Quamrul Ashraf & Oded Galor（2011）的NBER WokingPaper.当然，这篇文章的争议性很大，但不得不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长远和更为有趣的视角。

       第二种解释是地理视角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气候、地形与环境是造成地区性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在解释中西方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魏福成（2011）在一篇文献综述里将地理因素分为简单地理因素假说和复杂地理因素假说，区分依据是地理条件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以上两种因素是偏硬型（非严格定义）的解释，与自然科学联系紧密，其解释因素也更为直观和形象。当然这些因素能否较为完整地解释经济发展差异，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还显得很是差强人意。除了以上两种视角，更为普遍的是下面的软性因素解释。

       第三种视角是文化宗教的，其典型是Weber。他在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时，认为宗教改革运动所体现的新教伦理是重要驱动力。然而在本世纪之前，对韦伯命题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马涛（2001）等学者从两类不同的命题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比较了儒家伦理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应该说文化宗教解释在国内还占据较大市场，但是这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西方文明中心论遗毒的嫌疑。

       第四种视角是制度政策的。如果说文化宗教是非正式制度的解释，那么政策制度则是正式制度的解释维度。该视角的新近代表是新经济史学。新经济史学包括计量史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后者又分为新古典制度变迁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在解释经济发展差异方面，法律产权和国家制度是两个主要的因素。尽管Douglass North和Avner Grief 等人在方法论上是接近主流的，但是其解释仍然是有缺陷的。魏福成（2011）在综述里对无效率经济制度和内生政治制度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然而制度的选择并不是无序的，Daron Acemoglu等人（2001）借助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分析了制度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这一方法尽管也存在争议，但是却将Kenneth Pomeranz在《The Great Divergence》中的提出的多重均衡假说推向了实证检验。

       第五种视角是从经济变量本身来解释经济发展诧异的，这些经济变量包括经济结构和市场发育水平，且主要集中于对近现代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在解释中西近代经济发展差异时，陈平等很多学者曾强调了中国单一的农耕经济与西方农牧混合经济的不同。在市场发育水平方面，斯密传统是从劳动分工网络来解释的，即分工水平取决于市场大小，市场大小取决于交易成本（当时主要是运输成本）。后来杨格定理进一步证明了市场大小同样取决于分工水平，杨小凯等人则引入了对劳动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建立了新的分析范式。随着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质疑增多，加之斯密传统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影响减弱，市场发育水平在解释经济发展差异中尽管很重要，但却没有更为长足的进步。从经济变量本身来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理论，目前仍然主要是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发展经济学。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从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进行分析，遵循外生和内生增长解释路径；新发展经济学则在资本、技术和人口变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元经济结构，着重关注工业化和城市化等现象。

       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理论实在太多，以上框架也只是笔者对很少文献进行阅读后所做的一个简要分析，而且各种解释也并不存在完全的界线。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不太引起注意的方向，即战争和疾病。这两者介于上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总之，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还将会是经济史中迷人的主题。

       心得：笔者的一个感觉是偏硬型解释理论有较强的自然科学基础，但是很容易遭到证伪，因为自然界已经很复杂，人类社会世界就更加复杂。但这其实对这类解释是个利好，有利于推动研究的进展。而偏软型解释理论，目前主要是通过计量手段，将软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当然对这类因素存在证伪是很正常的，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就在《Why Nations Fail》中提出了不同维度的案例分析。偏硬型解释研究的发展要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偏软型解释研究，除了计量手段外，要注意的一个方向是经济研究的回归传统，一是Ducan Foley所主张的经济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融合，即与道德维度的结合，随着软性因素之间综合程度的提高，整体性解释可能更有发展余地；二是考虑分工的因素，斯密对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缜密观察，不应该只是一个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