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近年来他的研究究领域扩展到企业竞争战略、信誉、社会信任、法律和社会规范等方面，在经济学界、法学解和企业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版了像《产权、政府与信誉》、《信息、信任与法律》、《法律与社会规范》这样沉甸甸分量的著作。许多观点， 像“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制建立不起市场健全秩序”，对中国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还有像“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这样的金石玉言，并对信誉机制重建，法律和社会规范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所需的“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流不掉”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互补性知识积累的观点在企业界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

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正常社会里，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有效度量，不应该把它看作坏东西。也许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今天并不新鲜，但是， 在当时的那种传统经济思想的培养下，能够如此坚定地表示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信验，差不多开启了改革二十年的钥匙，用意义深远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1987年的时候，尽管那时候他并不熟悉现代经济学企业理论的前沿，但敏锐地提出了对于股份制公司，并不是简单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是企业家功能的分解，并由此思考起产权对于企业生存，经理人激励等这样问题的思考，这些，是他后来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诱因。、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事情。1984年张维迎一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文系统论证了以放手市场为主，市场和计划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并最终被采纳为国家政策。到今天，我们回过头再去看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骂，骂张维迎他们为官僚特权阶层腐败提供了温床。的确，掌握信息的官员，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赚取两个价格中间的价格差，形成腐败利益的阶层。但是，这并不是张维迎他们的初衷吧，改革原本就是摸着石子过河，这也是付出的代价，这也是改革循环渐进调和各方既得利益以减少阻力的必须，毕竟，“帕累托改进”在当时情况下等于没法改革。 时至今天，可以说，要打破壁垒森严的市场经济，这仍旧是最好的办法，双轨制对于整个市场化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它的负面效应来讲，意义要重大得多，深远得多。并且， 李鸿章曾说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情，张维迎已经尽到了那个时代的责任了，对于八十年代的人们，这是探索的最好选择 。如果单纯以今天的眼光，以今天的价值体系去套过去的历史，这并不是公正的，也不符合辨证的唯物历史主义。而且，即便是这样，正如前面所言，也是利大于弊。

学术和政策

也许许多人看来，张维迎是那种意见常常被政府咨询采纳，甚至带有一定“御用”色彩的显赫学者。但让人感叹的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分量，在经济学中的分量，不但不是曲意迎合政府政策所得的，反而是彻彻底底的排除政治干扰独立自主的学术研究理论的力量所致，也就是“彻底”的理论。关于这一点，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有精彩表述。 学术不是政策，学者只需要说自己认为真的话，而不要去考虑政治的正确，民意的投票 。学术对政策的影响是因为理论彻底的力量，而不是别后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是说张维迎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谁也避免不了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独立”二字，是张维迎身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对彻底理论的追求必然导致这样的性格，他对政府的态度就是说明。在中国，很多学者做不出一流的成果来，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本身素质的问题，而是对于意识形态对于政府的复杂心态。对于稍微一些敏感的命题和语言，避之不及，患得患失，毕竟，历史的教训并不遥远。而张维迎，面对这样的压力却本色不改，不管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人身利害关系，这也算是他为自己的信仰和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吧。在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后，张维迎关于这个问题有了更直接的表示。在他看来， 以前学者的独立性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力下难以保持，而如今在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兴起的情况下，则是一种舆论的压力 。在他看来， 学者的独立性，在学科的规范下，思维逻辑、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就该说说什么样的话。你不能说它代表哪种利益，代表哪种民意，这是政治的说法 。学术的独立性，在于学术是不是讲科学讲道理讲逻辑，因为真理并不是民意投票，有些时候甚至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不能献媚邀宠于大众。 那些自称代表民意的学者，往往是投机分子，图名图利，危害极大 ，这样的一种认识，可谓是入木三分，狠狠打击了当前某些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兜售大众所好观点的一些伪学者的嘴脸。在《理想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他说改革面临着权力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其实。张维迎自己也面临着这样的约束，但是，他的选择是坚定一致的。

对于政府，他常常批评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管制限制过多，对私有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甚至还侵犯。对于企业，他批评他们缺乏核心竞争力，建立不起信贷机制。甚至对于无冕之王的媒体，他也毫不客气指出他们缺乏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公信力，只顾私利而误导大众。在接受杨澜的访谈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自己：“就是在学术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人吧，我认为是什么东西，我就说什么东西。我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可能最大优点就是自己比较透明吧。”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他说改革开放受损最大的是官员。初看起来，在腐败现象日益加重，官僚特权阶层在改革开放中攫取大量利益的今天看来，这句话初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看过张维迎的逻辑，就不会笑出来了。 改革中，受损最大的集团必定最阻挠改革，就是官员，改革的方向，将逐渐使他们在计划经济特制下的特权逐渐丢失 。政府官僚利用手中权力操纵改革是张维迎痛心疾首的事情 。为此，涉及到经济效应中的补偿问题，只能呼唤中国早日建立起规范健康的市场秩序来，走真正的改革之路。大众不愿意或者没能力思考这些诤言背后的逻辑理性，而代之以表面理解的情绪化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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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张维迎往往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和阶层，从更高的层次俯瞰全局。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关于公共理性的理解很能说明问题。“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 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项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谈不上学者的独立性。” 在他的批评对象中，有垄断和高度管制的政府，有不争气的民族企业，有投机取巧的外资，也有媚俗大众的媒体 。

已经故去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市场自由主义经济的坚定支持者，在美国七十年代左右国家加强经济强制的流行观点面前，他为自己的理论坚持奋斗了三十多年，并最终用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正是在他的理论的指导下，拖垮了庞大的苏联经济。张维迎的朋友回忆，张维迎在八十年代在国家体改所工作的时候，就对弗里德曼很熟悉，深为推崇，并被人戏称为“ 维迎德曼 ”。在房龙的笔下，为人类指明方向的先驱反而因为大众的一时不理解和守旧被大家残忍杀害。茅于轼先生说，“ 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

张维迎明显的一点就是为改革呕心沥血，苦心维护。 其实，改革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更大程度上是广大的人民在历史的实践中自己做出的选择，维护改革，才是真正保护大众的利益啊，哪怕一时的问题和困难会蒙蔽许多人的双眼。

在不少人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维迎已经走上了一条对抗民意的不归路。其实，他们并不明白真正的民意是什么？改革以来，纵然有不少问题，但大局是好的方向。民意，当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但这原本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什么是真正的民意？ 那些以民意代表自居的人，又有几个能真正代表，反倒历史上往往是窃取民意谋取私利的居绝大多数 。所以张维迎的讲道理讲逻辑就是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去理解真正的本质。如果不敢面对道理，只挥舞着民意的大棒吓唬人，那就是文革中的四人帮的作风了。现实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力量互相博弈的过程，很多东西不是简单的经济学模型可以刻画的，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时刻关注中国改革前途的学者，张维迎已经最大程度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把他无法控制的事情强加到他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实践会检验真理，那些即便是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总有一天会明白过来的，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更加尊敬这些真正的有良心的学者。 很多兴风作浪的的人，指责张维迎为利益集团代言，为外国资本代言，但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张维迎实在为百姓代言，为民族产业和资本的代言。在张维迎的心中，他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政策困境，国有企业的效能低下，国家经济过分依赖外国投资的忧虑，为解决问题孤心苦诣 。因此，对于这样的人生境界的学者，所谓的金钱利益收买的说法，都只能是无中生有的妖媚祸众，不值得一驳。正面打不倒，只能这样侧面的使伎俩。

张维迎面对大众的态度，被有些人说成是傲慢的精英意识。其实是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英，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氛围里，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往往意味着和大众的对立，和人民的对立，高高在上的阶级特性。但是，在这个新时代里，张维迎赋予了它新的解释：“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一句话，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对于自己的学生，他赋予了这样的期望：“ 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英，你们不仅要学习做事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学会做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知书，而且要达礼。你们要热爱自由，但不可随心所欲不守矩；要张扬个性，但不可孤芳自赏不合群；要养成大家风范，但也不可不拘小节；要学会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但不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要有远大抱负，但不好高骛远，以事小而不为；要激情澎湃，但必须在理智的指导下选择行动；要甘于寂寞，学好专业知识，也要关注社会；要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绝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心中装着多数人，但嘴上不可哗众取宠；要热爱真理，也应该尊重老师。总之，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 ”

（ 原文：北大学子眼中的张维迎：一座挺拔的高峰 北京大学职业生涯促进协会 北京大学时事与财经学会 二零零七年教师节深夜于燕园）（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