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先生尤其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吹捧，茅于轼甚至吹捧张维迎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企业的企业家》一书，在某个刊物的发文中间，征引次数排名第一，据说是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间最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根据张维迎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个书最先是作为学位论文用英语写成的，还大受洋教授的称赞，根据他自己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导师曾告诉我，这篇论文将是他们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中间，多数人跟老田不相上下，数学水平尤其不行，因此张维迎先生在书中间掺假水，也没有人发现。一般而言，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领域，基本上是没有敢于捏造假数据的，因此这些实验多属于“可重复、可检验”的，如果一个人宣称他的研究和实验结果是什么，而其他人却无法重复实现，就肯定要受到质疑和非难，如果查证属实为造假，这个人大约以后不要在同行面前出现了。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则是例外，张维迎先生在学术上造假，先是长期没有人发现；在别人发现之后，他自己也毫无顾忌，主流们也都同时装聋作哑，假装不知道，还继续吹捧他。老田水平不行，也没有兴趣去读张维迎先生的大作。不过世界上行家里手还是有的，这不，北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斌，就在不经意中间发现了张维迎大人的学术造假奥秘。由于余斌是张维迎的同事，就搞了把“君子善为人隐”，在发现之后也没有大事张扬，仅仅局限于稍加提点而已。

　　在余斌教授的文章中间，他提到在张维迎大作《企业的企业家》P139页，张维迎给出一个公式：“我们有：W0B≥[f(K)-(1+r)K](1-r)/[2r(1+r)]　　　(3.23) 这就是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W0B≥20.5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张维迎对这个关键命题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曾经叫主流经济学家张曙光大为激动，说张维迎大人科学地解释了“有恒产者有恒心”，达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不知道张曙光先生得知张维迎造假数据的真相后，是羞愧得无地自容还是怀着被欺骗的恼怒？

　　余斌教授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只要在这个例子中，分别令f(50)=68和f(50)=55就会得到令作者尴尬的结果。”结果到底如何，老田也不知道，就懂数学的人验算了一遍，结果发现把数字代入张维迎先生自己给出的公式一算，得数居然是负数，与张维迎先生自己的结论完全相反，以数学的“科学面目”去支持自己主要结论的张维迎先生，张维迎先生随后的重要推导和结论都不能成立，张维迎先生竟然这样把自己的“学术”，建筑在虚假的沙滩上。看来张维迎先生自己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和限制，就任意指定K=50并用得数去演绎自己的主要命题，并非出于不知道而是刻意选择，这是地地道道的数据造假！。而仅仅在这个取值数字的左右，就大量存在着不支持他那个主要结论的参数取值！而对数学一窍不通的张曙光先生，在看到张维迎的“研究成果”之后，大发感慨，甚至是达到了激动得语无伦次的地步。这个茅于轼先生所称道的“第一把手”，让张曙光先生激动得话也说不好的高人，原来竟然是一个假学术的制造者。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佩服洋教授厉害了，张维迎先生曾经的导师米尔利斯(后来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就硬是坚持不给张维迎博士文凭。张维迎先生简直是毫无办法，那些惯于关心某些留洋博士政治上进步的美国人也急了，就把张维迎接到美国去，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给张维迎发了个博士文凭。张维迎先生的博士学位不是诺奖得主发给他的，而是美国人发给他的，这一点张维迎先生从不轻易外露，相反他还总是误导人们。

　　张维迎到处吹嘘说他的导师米尔利斯如何如何，他自己如何受洋教授看重，但就是不说米氏拒发文凭的事实，在张维迎先生提供信息引导下，人们只能设想：张维迎就是诺奖得主的高足。张维迎先生熟谙经济学中间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并依仗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来选择性地发布信息，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在这里要特别给一个19岁的北大学生周之金以足够的尊敬，他仅仅凭着自己对张维迎先生的直观观察，就已经能够深刻到“怀疑张维营的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了，至少他的识别能力，都显示出他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眼光要高明得多，到这里，人们总是想起自古及今那个著名的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