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维迎的《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偶然间看到一部名为“美丽心灵”的电影——一部在我看来很冷的励志片——主人公纳什受美人的点拨发明了他的“人人都会赢”的博弈论。很遗憾也很美好。在自我梦幻中迷失到疯人院的纳什先生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重新赢得崇拜名声、更崇拜成功的美国教授们的钢笔。

读研的时候，我有幸成为高鸿业先生的学生，这位行为上绝对不符合市场道德论的“高老头”，形象地用馒头为我们演绎了效用递减原理。而当我问他：第二个馒头已经吃饱的人，还会去吃第三个馒头吗？老头微微一笑：对西方经济学原理别那么认真，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我当时很怀疑他是萨繆尔森的学生。现在看起来，当老萨的学生与做美国人忠实的门徒之间，竟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曾经在课堂上，讲过亚当·斯密的悖论——那时还不知有纳什——假如将教室的门关上，讲台上有十两黄金任他们去夺，最终的结局会如何？

不闲扯了，说说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张先生的立论是：经济学和宗教伦理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我中心的。宗教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最大不同，前者是通过人心来达到善行，后者则不想改变人心，而是规范人的行为，即以利人之行，实现利己之心。张先生的这种假设与亚当·斯密的“以利己之心，实现利人之行”不过做了一个顺序颠倒而已。

英国人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在国内实行非常残酷的“法制”——诸如学徒法、禁止流浪法等；其后，又用武力“护送”那些囚徒罪犯和在竞取中出局的杂乱人等到殖民地：英国人正是用了强力实现内部秩序；又将强力用于对外的掠夺，才成就了不列颠事业。然而天真的亚当·斯密在总结财富的经验时，却发明了人人为己而成大公的美好学说——去看看斯密·先生的人生经历，这位终生未娶的市场经济理论奠基者，令人吃惊的竟是一个利他主义的典范。

1.什么是人性：用“自我中心”美化“自私自利”

将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和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做了替代和混淆，由此掩盖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引发的群己矛盾
人性是什么？在张先生那里这是个必须回答却被有意回避的问题。张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做了一个极其聪明的、为构筑他的逻辑的概念偷换：
“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不一定说人是自私的，但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张先生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格外聪明，将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和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做了替代和混淆，由此掩盖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引发的群己矛盾：是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论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还是马克思的唯物论，都很清楚：离开“我”这个人类主体，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否都没有与我的意义。然而，“自我中心”与“自私自利”有很大的范畴差别，当经济行为或自由竞争的“自利”为哲学的“自我中心”替代后，尼采也有幸成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就有了“道德情操”。这种高大上的命题在张先生那里不是以真实的历史和逻辑出现，而是以简单的假设概念认定。

人的本性是什么？自从有了人类、尤其有了人类文明后，就有了一大批前仆后继的“哲人”去思索。然后，也无外“性善”、“性恶”两种说法，或者还可抛开杨朱和上帝，更客观地讲，是“性善”、“性恶”的相克相生。在中国，老子一脉的道家基本上主张人性是恶的，因此，为逃避纷争或在纷争中争一席之地，有了庄子和韩非子；在孔子那里，人是应该向善的，于是乎有了修身和礼乐制度。

说白了，人的确是自私的——老子的人性恶便是出发于此点，然而，人却不能以简单的自私在群体社会中混下去——虽说有些人依此混得很好——性本无“善恶”，“善”、“恶”的出现全然是因了群己关系：当一个人只为自己着想，去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倘若资源有限或局域不开放，必然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就会发生纷争，纷争的结局便是一个都不剩——放在历史视野下，族群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为了通过群体而获得个体的“次佳”而非“最佳”选择，人就要向善——“善”是指对他人的宽容、理解、关心和爱护，这是群体生存的一种必然。然而，张先生却似乎以盲人摸象的聪智逃避了善与恶，以“自我中心”的设定重新美化了曾经纠结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关系（亚当·斯密是讲伦理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很显然，张先生把“自我中心”中人性的“利己必然损人，利他必然损己”给美化了，以他的“市场经济”新假设掩盖了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真理。

于是在张先生的假设下，市场不仅完善起来，而且万能起来：
“市场从不试图改变人性”，
“不要简单把人类犯的错误（市场），都归于无耻”。
“因人性的无法改变，所以才有了市场经济，也才需要市场经济，市场使人的行为符合善的要求。”
看起来，张先生已经脱掉了“市场经济”的外衣，抽象为伦理学的内裤。我想，要么张先生对“市场经济”缺乏常识，要么张先生对“市场经济理论”做了新的假设和发展——然而，张先生的这些话，不过是西方某些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嚼过上百年的老牙慧而已。

最有趣的是，张先生用人更乐意于同情猴子而非蚂蚁的假设去论证“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基础上的”，我想，倘若张先生是爱狗一族，恐怕因了达尔文学说而忘怀了他们家的狗仔。同情心只说明人是情感动物，而非可以用“同情心”的远近去得出“自我中心”的简单结论。倘若如此，你坐地铁的邻居便都成了一见钟情的恋爱。真是荒谬——我们有些学者天真得胜过无邪的儿童。

2.永恒的群己矛盾：宗教与市场经济、道德与市场规范

为了证明他的“市场经济”以“自我中心”为要义的真理性，张先生引入了孔子的“修身、齐家”和范仲淹的“爱己及人”作例。这就是一种无耻。

我不想一一指出张先生在逻辑上所做的设定和推论——我不知道张先生是否爱做梦——在梦境中一切都没有真实的逻辑，一切却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我补充一点张先生与现实的梦化背离——

“所有的宗教都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这与经济学的假设没有什么不同”

——将这句话变成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宗教和市场经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一个制心，一个用行为规范外）。那么请问，为何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还存在宗教？既然市场经济能够“使人的行为符合善的要求”，显然宗教在供求模型中一文不值。看来张先生完全可以充任市场经济的教主了。当然，张先生在市场经济与宗教的关系上做了自圆其说的解释——

“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教导，才产生了宗教”

——换言之，宗教、孔子都是为了抑制人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行为产生的，这就否定了“自我中心”的合理性。张先生在此勇敢地给自己一个有力的巴掌。

张先生的这篇长文。激发我写这篇文字的却不是这些毫无价值的无聊，而是一种张先生所言的“不要把人类犯的错误，都归于无耻”——为了证明他的“市场经济”以“自我中心”为要义的真理性，张先生引入了孔子的“修身、齐家”和范仲淹的“爱己及人”作例。这就是一种无耻。且不说中国人的“以己推人”同“市场经济”在动机和目的上的南辕北辙 ，单从张先生的某种价值取向而言——当我读到张先生的某一段落时，我便知他要下的言外之意的结论——不过是去抨击他所在的国度意识形态和制度的那点事，为了这一点露出的狐狸尾巴，张先生竟学了韩非子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功夫。这种口是心非，正如张先生同王小波如出一辙的评价：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

真的很有趣，当我在微博上看到张先生演讲的“剧照”时，因了张先生披着艳红的围巾，脸上未免也染上了红色——这是位伟大的教授。看到张先生的这幅仪容，想到张先生的社会地位，我很乐诚的建议张先生读一读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看一看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伟大典范博尼克先生——是怎样将利己之心转变为利他之行的。

3.强盗逻辑的普适性：西方资本主义发迹史

这是一种即可耻也可鄙的转换：放在西方那里的合理性，一到东方就成了专制主义的裹脚布。
“如果没有自由竞争，靠ZF垄断，只允许一部分人干，这就不是市场的逻辑，而是强盗的逻辑。”

这句话的暗指却忘乎了“强盗逻辑”不限于某个“ZF”的局限——且不说欧洲曾经的殖民掠夺，当美国借二次大战而成为世界霸主后，靠他的飞机大炮和美元获取了何许多的“老大利益”——难道这就不是强盗逻辑？如果我们看耐克公司依靠庞大的资本，用美妙的营销构筑的市场垄断，用十元成本换回百元利益，再看那些代加工厂如同产业革命时期奴隶一般赚取蝇营工资的小工们，我们就可以知道，无论管理学如何发达，资本的垄断与政权的垄断异曲同工，别乎一致。

从经济学史的角度而言，当张先生奉制度学派为圭臬时，而忘记了曾经热闹一时，同样为他们所鼓噪的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这是一种即可耻也可鄙的转换：放在西方那里的合理性，一到东方就成了专制主义的裹脚布。我诚然相信：为新自由主义所迷惑的某类学者是美好的理想主义者，秉承着五四以来的某种传承。然而，在高喊着某种主义与市场经济去改变中国所谓口号声中，两者又似乎有所不同。

4.概念偷换下的历史无知

倘若市场经济果然如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一样自发自主地走向完善，那么何必还要有“道德”的介入，道德的“市场价值”又在哪里？
在讨论了宗教与市场经济、道德与市场规范后，张先生得出了一个似乎由然的结论：

“道德只能在市场中实现”

——这个结论未免让人有些诧异：倘若市场经济果然如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一样自发自主地走向完善，那么何必还要有“道德”的介入，道德的“市场价值”又在哪里？张先生在此引用了司马迁和管子的话——还好，司马迁是我铁哥们，管子也曾引起我的“三归”之愿。只遗憾，张先生引司马迁是断章取义，不知除了桑弘羊还有卜式；引管子却误入歧途：齐国因管子而富，但请不要无知，齐国正因了市场经济的毁坏，而在管子死后便成了一盘散沙。对历史的把握不是由供求形成的价格点来支撑的，我建议张先生去补补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
张先生论述中同样擅长用现实的点证据去证明他的真理性——真令人感动——
“市场经济有个特点，就是在竞争中只有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够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名声。”

——“仓廪食而民知礼节”，这只是管子的一知半解。张先生显然没有看美国的历史，没有看诸如洛克菲勒等的发家史，没有看马克·吐温——暴发户们都知道，名声是可以用钱买到的。当我们看到彬彬的绅士风度，为西方的文明击掌时，我们应该知道，这其中隐藏的是文明逻辑与强盗逻辑的先后顺序。张先生似乎对当下中国的假冒伪劣颇为不爽，然而却忽略了索罗斯的高级骗术——倘若骗术的高级与低级可以转变“欺骗”的价值属性，也只有在“高级”的“市场经济”理解下可以实现。实验室中的大肠杆菌未必就比牛粪中的大肠杆菌有什么性质的差别，然而放在科学的世界观的关照下，便在某些人的盲眼中成了工具理性的代名词。
“从世界范围看，哪个地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比较健全，哪个地方的道德水平就比较高。”

这种概念的巧妙偷换只能说明一点，张先生那时还没有看到“世界青年说”。或许恰恰相反，骗子多不是市场经济不发达，而是太发达。塔西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法律昌明之时正是罪恶昭彰之际”。我想，张先生也应该去看看希腊和罗马史，看看阿里斯罗芬和狄更斯。当道德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上时，挣钱便可买来道德，这恐怕正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实质。

5. 所谓普适价值：历史里轮流坐庄

他们对西方学术的接受并非是拿来主义的我用，而是简单的全盘西化的便利，这既算不上聪明的误读，也不可谓智者的光芒，是出发于强势崇拜的理想主义。

好了，张先生要为他的“源于传统，美利坚高科技加工”的阳药作个巧妙的结论了：“普适价值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同理，张先生用孔子作例，认为中国若想向世界传递孔子的学说，就必须要承认普适价值。然而，张先生又忽略了历史和现实：美国ZF曾竭力阻止中国在美国建立孔院，换言之，张先生不过是赞同来自美利坚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普适性，却拿了孔子的说词。这种打着中国文化的幌子叫卖西方的伟大，应该是相对高明的发明，却未免下流。然而，张先生又有些贫乏了：他不知道如今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的伊斯兰教，在公元7-10世纪的阿拉伯帝国时代，是地中海的“普适性”。因此，如果说孔子、市场经济、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都有普适性，那么为何会有他们之间的“圣战”，倘若不同价值维度的东西能像美利坚商品一样具有市场经济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又有何价值？倘若只有了强者决定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也只是强权横加的普适性而已，只局限于胜王败寇的观念范畴——张先生还要补补哲学：普适性有层次和范畴的种种差异——吃喝拉撒有人类的普适性，“市场经济”却只有历史阶段一定时空的普适性。

从春秋战国到古希腊，涌现出很多自以为聪明的智术之师——譬如苏秦、李斯、亚西比德等人，这些人信奉的是智识和世界主义，没有任何的民族观和爱国观，他们朝秦暮楚，唯利是图，鼓舞口舌，混淆是非，充分行使着市场经济的自由竞取准则，无一例外是利己主义的典范。然而，这些人似乎看起来还有让人尊重的地方——至少比起当下一些同类——这些人并不只媚于强势，却乐于依附权势。

我见过一些北大学派的一流学者，他们对西方学术的接受并非是拿来主义的我用，而是简单的全盘西化的便利，这既算不上聪明的误读，也不可谓智者的光芒，是出发于强势崇拜的理想主义。自信的人无需自恋，自恋者常需比他，比他者常乏自信——只有缺乏自信，有很强内在自卑的人，才会借用强势去支撑自己的媚腰。在强势面前放弃人格的人，在利益面前也会放弃尊严。表面上的理想主义下往往是四处的投机钻营——这恰符合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是的，在这些人文质彬彬、鹤发童颜、举止合体的行为中我们无法窥其内心。然而，放弃本我的邯郸学步，不过是强势迷崇的甘拜下风。好在当下西风压倒东风，他们成了时代英雄。

用知识掩盖的无知和无耻，是更可悲的无知，是更卑鄙的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