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校园里，和一同被录取的新生，杰出校友以及教授们交流的这几天里，每天的信息量和活动量超级大，让人大吃一惊的地方也很多。这次的初体验，更坚定了我原来对于哈佛的很多想法，也改变了很多我对于哈佛的印象。
哈佛的确有王者之气，这王者之气一方面来自于学校几百年来积累的学术声誉和最顶尖的学术水平，更重要是在这里读书或者教书的人或多或少都带有王者之气。在和出哈佛外的其他学校的新生交流后，我发现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是工作，一个是收入。在Emory这种美国前二十名的学校，同学们最关心的是实习和工作；在哥伦比亚这种位于纽约市的常春藤大学，大家更关心毕业后的收入水平和资产累积。唯独在哈佛，几乎没有人谈论工作和钱，大家谈论最多的是人生的理想，如何改变世界，怎样影响最多的人，怎么利用自己的知识让世界变得更好。Everyone want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这种无处不在的“理想主义”是我想象中的哈佛，也确确实实是最真实，最与众不同的哈佛。
第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科索沃内政部的官员，也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录取。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他的兴趣非常高，一直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科索沃想独立美国都同意了，可是中国不同意。”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中国有台湾问题，如果中国ZF让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那么台湾就会说‘你能允许科索沃从共产主义国家独立为什么不让台湾独立？’”他还一直跟我强调，“你要是以后进入中国ZF，希望你能传达给你的朋友们，我们想独立的决心和我们独立的理由。”我最后问他，“你以后从哈佛毕业了，有什么打算”。他说“我会竞选科索沃总统！我希望一个民主的科索沃的独立会最终被联合国承认！”我看着他认真严肃的表情，一下子既震惊又佩服！
晚上吃饭，我的左边坐着一个带着头纱，面容文静的沙特阿拉伯女子。自我介绍时，我想跟她握手都被婉言相拒。后来深入聊下去才知道，她是沙特最好的大学“沙特国王大学”校长的女儿，而她本人也是国王大学的教授，来美国读公共卫生想以后推广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医学与性别教育。我跟他说我特别想沿着伊恩白图泰的路线到麦加看看，可是苦于签证和自己不是穆斯林所以进不去。她说，我现在在哈佛不算什么，但是等我以后回到沙特阿拉伯，我可以给你发学术会议邀请，请你来麦加演讲或者授课，这样你就可以来沙特了解我的国家和文化，同时也带来新的学术知识。后来离开时，我忘了规矩，又把手伸出去，这一次她没有一点拒绝的同我握手。握完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没有太尊重对方的文化，可是她腼腆的笑了笑，说”没关系，我们以后是朋友了。“
晚上的酒会交际会上，每个人都在互相联系，我遇到一位墨西哥人。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后来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了十年，后来回到墨西哥，最终成了墨西哥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和秘书，他同时还是墨西哥总统的国家金融监管方面的咨询顾问！现在重新回到哈佛学习政治。被哈佛录取的他专程坐飞机从墨西哥飞到波士顿参加为期两天的哈佛新生交流会和校友交流会。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忙的工作里还要抽两天出来飞到波士顿。他说“这里是哈佛，你认识的每个人将来都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领袖，还有比这个更让人兴奋的活动吗？”
那天晚上，我还遇到一位美籍越南女生。长得清秀甚至是柔弱。可是一谈到教育，她立马成为全桌焦点。她谈到教育不公平，甚至批评哈佛招生都不免倾向于非富即贵之人。她说美国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资源，而是资源分配不均。好的学校钱用不完，差的学校钱越来越少，教育质量也越来越差。而美国的学区制和公私学校制度也间接导致了教育质量的隔离。几十年下来，好学区房子最贵，烂学校都集中在贫民区，而且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另外，教育信息的不对症导致很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天才学生根本不敢，也没想过报考哈佛大学这些他们认为学费昂贵又高高在上的学校。事实上，哈佛大学每年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总额是全美国最多的，如果家庭收入低于某个水平，哈佛甚至免除全部学费还发放额外的生活费和住宿费。家庭贫困的她当年SAT满分，全校第一，各方面都很优秀，可她完全没想过申请哈佛，也没有人建议她试一试，结果她只申请了两所免申请费用的州立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现在她在Charter School做了几年教育实验,已经有一些成效，甚至很多私立学校的学生都希望转校到她的Charter School。被哈佛学校教育学院录取，她希望能学习更多教育知识，她希望通过全新的 Charter School Model来改变美国的基础教育现状。
同桌的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人是同性恋，他被哈佛法学院录取，他同时也是那个国家LGBT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在哈佛大学，很多教授和学生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们甚至会因此得到校方提供的额外福利和奖学金。但在尼日尼亚这样的宗教信仰气氛浓厚的非洲国家里，同性恋是禁忌话题。他说到自己的经历，当他的好朋友发现他是同性恋的时候，他被最好的朋友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再也不可能交到朋友。之后也经历了各种被打和骚扰的例子。他们争取同性恋权益的组织也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经常活动被发现后，他们就要换地方，甚至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来争取政治方面的支持声音。他发现单独靠同性恋组织势单力薄，于是他联合儿童和妇女维权组织和国际NGO的力量来一起争取权利和认同。当他说到，“我只希望有一天，尼日利亚刚通过的禁止同性恋婚姻的法案会被最终推翻。我希望那一天，我会和我喜欢的人拉着手，走到阿布贾的大街上痛哭一场，然后从此他脸上只会有笑容，再不会流泪。”说完，大家都忍不住为他鼓掌。
同时另外一桌上，一个来自纽约的女生自从哈佛本科毕业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和埃塞俄比亚的艾滋病母亲和儿童待在一起，执行着国际医疗和教育援助的计划。但是他们发现当地最紧迫和源头的问题不仅只是艾滋病和医疗问题，而是清洁水和运输问题。因为当地女性尤其是母亲和女儿会花掉每天最多的时间和体力去水源区取水然后运输到家里。因为太多的时间和劳动力都花费在“水”这种我们看来理所当然的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上，导致当地女性根本没有额外的时间和体力来接受教育这样一个漫长而没有立即回报的事情。于是她不停地给上级写信，给同类型的非ZF组织反映情况，希望能有人帮助建立储存雨水，打井或者引水的项目。后来哈佛校友帮他联系到了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基金会已经开始审阅她的材料。她被哈佛的公共卫生学院录取，希望用她学到的东西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能用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来获取洁净的自来水，这样妇女和儿童可以用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接受各种教育。有了教育，其他的疾病和贫困问题才能获得最根本的解决。
这几天我每天都被这样的人和事例所包围。我突然很庆幸哈佛选择了我，我也会选择哈佛大学。这种理想主义，我在华科读本科的时候有过一点体会，可是读书越多，“理想主义”的情怀却越来越稀薄。每个人被突如其来的现实逼到墙角。“要找到工作，赚更多钱，买一套房子，买一辆车”成了大多数生活的终极目标和全部意义。那些曾经的理想似乎越来越廉价，但就是这个时候，那些还能坚持下来的理想主义者们则显得格外耀眼和珍贵。
在哈佛大学，无论背景如何不同，几乎人人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人人都渴望成功，只不过“成功”这个词，却被赋予了千万种定义和解释。当上新独立的国家总统是成功。让世界变平的科技创业是成功。帮助奥巴马竞选成功是成功。帮助奥巴马宣传全民医保并最终推动法案通过是成功。制定有效地环境政策是成功。帮助同性恋人士争取平等权利是成功。帮助弱势群体争取人权是成功。治病救人是成功。为大众提供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是成功。为战争国家的难民搭建敞篷是成功。跟艾滋儿童唱歌讲故事是成功。帮艾滋母亲搬运水同样是成功。。。
对于哈佛理想主义的繁荣和盛行，我一点不意外。但哈佛大学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经过现实的碰撞和打磨，理想主义仍旧纯粹如初。哈佛人不仅坚持着理想主义，更实践着理想主义。而这种“改变世界渴望成功”的理想主义的繁荣与实践也许正是哈佛王者之气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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