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耻做官员的粉丝

鄢烈山 2007/09/12

9·11这天，我像吃了两只苍蝇般不爽，不关股市暴跌，而是看了两段新闻。

先是上班等电梯时，看到壁挂电视在播《鲁豫有约》，画外音是女主播说什么“贺子珍给毛泽东生了五个孩子” 。这是新世纪知识女性的话语吗？怎么有一股霉味？为什么不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生了五个孩子”？把女人当生儿育女的工具，与“共产公妻”的污蔑把女人当家产一样，都是男权社会的话语。女主播当然不是故意的，只是习焉不察。大家不是都只说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嫡孙，没人认为李敏李讷的子女是他的嫡孙（女）吗？

且说另一桩。这天本埠一家日报有则《李肇星写信感谢为其诗作谱曲的民间作曲家》，我是看了新闻提要才翻去看稀奇的。提要是“我拿到书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成语有“受宠若惊”，这位比退休外长李肇星还大3岁的七旬长者，却更上层楼，是“受宠而惊（呆）”。那内文通篇够肉麻的：“……激动地对记者说……惊喜地收到了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诗歌集并附有亲笔感谢信……见到记者，黎老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信封……黎老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收到诗集后，黎老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诗集里的诗全部通读了一遍。然后精心挑选了其中的11首来谱曲。从收到信的8月19日到9月8日，黎老一共完成了12首‘外交家的情怀交响诗’的组曲……”考虑到作曲家是一位长者，俺不好意识说太刻薄的话，只说：一个退休的前外交部长给您“亲笔”回个信，怎么就感动得这般不成体统——“外交家”的高帽子岂是您有权赠封的？1949年以来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多了，还没人封“家”呢，谁都不过是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已；中国有外交的160多年来，没有多少争论、勉强可称职业外交家的也就顾维钧一人！

作曲家为何这般失态（他和记者自然认为是正态、常态）？只因他的官贵民贱思想太根深蒂固了。瞧，他说：“我只不过是广州的一个平民作曲家，能收到外长的回复，真的很感动。”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音乐家都像贝多芬一样有在王侯面前昂首而过的傲骨，但这在官员面前的媚骨也太露骨了吧？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当今的社会风气如此。崇官宠官搞得教育部的副部长前几天也开腔批大学校园里的“官本位”了。昨天看到一篇《井下求生记》的采访。在北京房山区金鸡台村煤窑塌方被放弃救援后，自已挖洞逃生的两名矿工之一孟宪臣的弟弟孟宪军，当初在救援现场。他说：“晚上8点多，领导来了，当官的那真有派头呀，穿鞋都得有人给他穿。我亲眼看着有人给他穿鞋呢！把皮鞋取了（怕有灰尘），那个人拿旅游鞋给他换上。然后给领导‘设座’……”这是一个农民眼里看到的官派。10多年前，我在“北方”作为报社评论员参加市里“两会”，亲眼看到市委书记到我所在的那个小组时，一个比他个子还高的青年男子跟在他身后，像个小太监一样帮他夹着小公文包捧着茶杯。不久前，网民不是还在“晒”给视察的长官撑伞的照片吗？

这样崇官宠官是双重的耻辱。

从中国传统来讲，媚权崇官是士林之耻。中国先贤崇敬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经》），是“从道不从君”（《荀子》），是
“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帝王虽贵为“天子”、发的是“圣旨”，可是从来没有实行“君（领袖）师（导师）合一”、政教合一，而士子们却以续“道统”、做“王者师”为志。古代中国从不承认“官大学问大”、“官大真理多”的潜规则；用明人李贽的话说，若认了官大学问大，身为平民的孔孟就没有开口的份了！——如今却有作曲家因为自己是“平民”，就觉得一个退休高官来封信是好大的恩德，这境界实在有愧于先贤。

从现代公民意识来讲，就更不应该崇官宠官了。现代公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具有平等意识，所谓职务有高低之分（只是社会分工或个人偏好不同），人格无贵贱之别。前些天，小布什到一军事基地视察，与士兵们一起共进自助早餐，一样排队，排在女兵之后；让他排男兵之前就是给他这位年长的客人特别优待了。看画面，那些一起排队的士兵，好像总统不在场一样。至于他坐专机什么的，那是与总统职务连在一起的，谁在位都一样；反之，退位了就是平民。

现代公民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政治人物（更准确地说，是对政治权力）的警惕和监督。其表现为越是政治人物越是“大人物”，受到的批评、挑剔、讽刺越多。这跟“仇官”、“煽动”之类无关，就是为了“驯服权力”，让掌权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权为民所用”。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跟那位作曲家一样有过对政治人物的崇拜（1966年10月听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我也曾“激动得睡不着觉”），那样的历史悲剧应该汲取教训。

本文结语是：给文体明星当“粉丝”未尝不可，弄得像杨丽娟那样走火入魔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给官员当粉丝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事，私下有谁要当我们管不着，作为社会舆论则不可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