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曾奋力疾呼，希望保护美国经济不受日本的摧残。底特律汽车界的一些高管们前往东京，恳求日本减弱其向美国的出口势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曾讽刺地建议，如果日本继续向美国出口汽车，则大可将那些美国高管留在日本。

同时，日本企业收购者在世界范围内四处寻觅收购目标。 在美国西海岸，他们收购了电影产业的大片河山。在东海岸，他们收购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在伦敦，野村证券(Nomura)收购并大举占领了老的邮政总局大楼(General Post Office)，而该公司的一位高管曾在不久以后遗憾的告诉我，说这是一座“泡沫建筑”。英国《金融时报》曾将位于金融城的总部大楼，出售给了一位日本开发商，审慎地搬到河对岸相对谦逊一些的总部大楼。如今，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如果中国行业迄今尚未横扫全球，那么他们将很快做到这点。他们正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从玩具、鞋子到软件和药品。

中国收购者正在大规模地走出国门。他们的收购目标从IBM的个人电脑业务到巴克莱(Barclays)和百仕通 (Blackstone，前译黑石)的部分股权。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潮，市场都感到兴奋。

两国的对比还可以再深入一些。当年，投资者对日本奇迹的反应是将股市推升至神奇高位。1989年底，就在日本股市崩盘之前，日本市值折合成美元几乎是美国市值的两倍。你猜怎么着？如今，中国市场（包括香港）的规模比日本还大。

当年，看好日本的人士曾辩称，东京股市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昂贵，因为大公司都存在大量的交叉持股。尽管这一逻辑有些晦涩，但中国目前的状况恰恰相反。有人估计，今年上半年，上海股市半数收益增幅来自于不断上涨的股价。

当年，乐观人士会告诉你，日本股市只能上涨，因为日本投资者没有其它投资途径。如今，我们得知，中国投资者的银行储蓄回报率只有3.5%，而通胀率则高达6.5%。他们毫无选择，只能购买股票。这种谬论相当诱人，因为它暗示，从逻辑上而言，中国股市没有上限。当基本面因素无法解释的时候，这一谬论通常会被用作最后的救命稻草。而每次我看到这一谬论时，“日本巨额资金”这个词就会跳入我的脑海。总之，我并不是要对中日经济体进行直接的比较。它们从本质上截然不同。实际上，中国经济不同于我们曾看到的任何一个经济体。对两国的比较，更多在于比较人的行为。如同基本面因素一样，在类似当前的时期，人的行为将确定市场价格。

人们仍会问，中国股市下跌会出现什么结果。毕竟，日本股市崩盘曾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因为房地产价格也出现暴跌，同时，也令银行背上了巨额坏账的包袱。

问题在于，我们缺乏关于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可靠数据，就算我们拥有这些数据，多数人也不会相信它。至于中国的银行，如果一个基本由政府控制的体系掌握了商业贷款的技巧，这会令人吃惊，但那也难说。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感觉。就像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所言：中国处于一个自成一体的泡沫中。至少，这一点与日本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