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治史者的黄金时代。中国自古不乏良史，但惟有到了二十世纪，因着时代的风云际会，史学才得以焕发出中西合璧、新旧交糅的灿烂光芒。二十世纪的史家，配得上“大师”二字的，不下数十位之多，彬彬各擅胜场，无不高山仰止。21世纪则不然，时将一旬，却全无一点气象。如百年前俞樾、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那样的人物，更是半个也无。
　　新世纪七年来的史学，于学院一派，无甚建树：国家清史编纂小组，以庞大的财政支持，细水长流地推出一些半成品；出版界不信任新学者，大量重版上世纪的史学经典；官方对个人历史研究虎视眈眈……于通俗一派，倒是热闹非常：先是唐德刚继黄仁宇而起，成为最受欢迎的史学作家，其立意或本严肃，但读者津津乐道的，却是其风趣诙谐的文风和解幕翻案的内容，可见是当作通俗品来读的；近年来，网络历史写手勃兴，虽不乏良材，终未经琢磨，且大多流于复述历史，一则率无创见，二则不重考据；同时出了一个易中天，以下里巴人的语言，说书的形式，向贩夫走卒、引浆卖流者兜售他的历史故事……
　　我想，继易中天而起的，应是单田芳先生。在没有电视可看的年代，单田芳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历史精神的追求。无论他传播的是菁华还是糟粕，在史识肤浅平白这一点上，都不会与易中天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必须指出，单田芳是当代柳敬亭，是文艺工作者，以娱乐大众为职业。他从来没有说过，他讲的“明英烈”、“安史之乱”、“张作霖”就是真实的历史。因此，我们都肯定他、尊敬他、喜欢他。易中天则不同，他以教授的名义，向这个茫昧无知又偏要附庸风雅的社会舌绽莲花。这造成了一个恶劣的后果：真正的学人被愈发冷落了！
　　不过，易中天、于丹，以及李零教授，都是聪明人。易中天说《三国》，本是现代评书，却很传情地拈出一个“品”字做幌子；于丹对《论语》的了解，自然比徐晋如等十博士要差之远矣，她却自称是“心得”，我的心得你奈得何；李零教授更绝，他用孔子自己的话贬低孔子，那便是炙手可热的大作《丧家狗》了。
　　我对李零教授充满了崇敬，他有考古学、孙子学、神秘文化学作胆，其思想理论，自有独特的视角和可观的价值，较之蔡尚思之流发空乱道，以“新思想”批判“传统思想”，自不可作同日语。我对于丹毫无兴趣，因为她接受采访时语言充满矛盾，且那么地其貌不扬。我对易中天则充满了兴趣，我觉得他的出现，证明了当代中国人对本国历史是何等的无知。因此，当我听说单田芳先生要开讲历史时，出于大众眼球的考虑，对易中天的揖让出局深信不疑。
关于易中天的不严谨，我谨举一例：他在《品三国》“青梅煮酒”部分中说道：“这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大概的故事情节，《三国演义》这一段从文学的角度讲写得非常精彩，从历史的角度讲大体真实，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是有来历的，比方说曹操说的那句话这个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的，董承受献帝的衣带密诏《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这段话很不地道！什么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大体真实”？怎么就“这些说法都是有来历的”？刘备种菜、掉筷子这些说法，如果有来历，为什么不能顺便带一下出处呢？既是教授，不是演员，就请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本份。
　　《品三国》式的历史有几个特点：一是语言的流行化，时下的市井俚语，包括网络用语，都是他口中莲花的花瓣；二是夹叙夹议，如若不然，他就是翻版的柏杨；三是史识的肤浅，比如他褒扬曹操的唯才是举，显然他对曹氏这些政策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恶劣后果没有探究；再比如他评论刘备是否英雄，那些正面反面的说法都是老生常谈，全未深挖；于是，他的《三国》，让人稀里糊涂，始终感觉没有走出《三国演义》。鉴于其史识的肤浅，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的新的历史发现，他的“新意”在形式而不在内容。因此，买易中天的书，远不如买林汉达先生的书，因为林汉达更严谨，更生动，更有正义感；甚至也不如买柏杨的书，因为柏杨尚有坐牢的精神。
　　我完全不理解，反复出现这些史识肤浅的历史扫盲书，究竟有何意义？我国的传统教育，在童蒙阶段，即灌输以大量的历史知识，因此在读书人中几乎没有“史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教育方式发生遽变，年轻的学人们术业有专攻，开始忽略本国的历史学习。为此，一些优秀的史学家们有意识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衍写本国历史，以为国民保存民族精神。完整的中国全史，如吕思勉的《中国简史；断章，如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此为张先生唯一的白话文单行著作）；给少年儿童及历史初学者的历史故事，如林汉达的“故事新编系列”（包括“东周列国”、“前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种）。易中天之流，重复的是林汉达等先生的劳动，而严谨性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林汉达的书才真是妙趣横生。这一点见仁见智。）
以吕思勉《中国简史》为例，读这样的著作，始能对本国家本民族的历史产生热爱，进而产生基于民族精神的自爱，而非嘻嘻哈哈一笑了之。我架上吕的著作，有十数种之多，从论文集到专门史，从上古到现代，从小学到理学，居然还有《日俄战争》，自然也少不了煌煌巨制的《古史辨》……虽有望而生畏之心，亦未束之高阁。这些天在书店徜徉，在一堆花绿封面的“正说”、“那些事儿”、“品”、“心得”之中，捡及《中国简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一书，一翻之下，颇为神夺。不意这样古义高深的吕思勉，尚有这样“下里巴人”的启蒙读物！严耕望先生将吕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列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同辈的大师如钱穆、顾颉刚等都对他推崇备至，这样的大师为专门我们写了中国历史，我们不看，却非要去看什么易中天，可见当代史学的土壤，的确是异常的贫瘠了！
　　易中天必然不会名垂青史！别的不论，他的语言就过不了关！一个号称历史学家的人，用这种更新换代极快的时髦用语著书立说，再过几十年，纵使还能看明白？有谁还感兴趣？司马迁、刘义庆、司马光，如果也用了当时的俏皮话，他们的著作哪里能流传到今天？基于对古代直至20世纪史学家的热爱，我等应与易中天不共戴天。
　　最后，用雷海宗先生的一句话作结尾：“专家的时髦性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专家与通人》）。吕思勉先生在《孤岛青年何以报国》一文中也表达过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