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研究与反思

　陈楚洁

　　一、前言

新农村建设的提法引起学界的热烈关注源于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发表。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不是今天才有的。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上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但这个“新农村”是相对于旧中国的“旧农村”而言的。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但这个“新农村”相对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是针对在新世纪里农村建设的新的历史任务提出来的，面对的是新形势和新要求。这个新要求或者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就是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1]”

官方文件中将新农村建设视作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足见“三农”问题的严峻和国家对它的高度重视。而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显然是早在官方文件的提法之前就已开展较多时日。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对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实际上传承于“三农”问题研究。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是“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和大热门。因而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新农村建设研究也展现出不同的流派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研究回顾

（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

新农村建设的面向究竟是什么，这是首要回答的问题。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较强的说法。

一是以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这种观点认为，从短期来看，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同时又可以刺激内需，消化国内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防止经济紧缩。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也就是“农民进城”务工[2]。

二是以“三农”问题研究专家陆学艺为代表的“户籍制度改革”说。这种观点认为，农村衰败的原因在于中国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限制了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致使中国农村人口过多，城市化进程太慢，因此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首要的在于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二元分立体制。

三是以徐勇、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为代表的“新乡村建设”说。这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且处于增长之中，而人均占有的资源又太少，仅靠“农民进城”来解决“三农”问题既不理智，也不现实，必须寻找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新乡村建设。因而他们也区别于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被称为新乡村建设派[3]。

仔细来看，在新乡村建设派各自强调的重点里面，实际上又有三个不同的分野。如，以徐勇为代表的早期农村政治学研究更注重村民自治的深化和市场化、民主化的导向。他认为，我国现阶段乡村社区建设的要义是在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框架下，通过外部支持和内源发展的结合，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导向建设新的乡村社区，要提供开发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资源。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则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村庄层面上讲，是农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全方位的建设和全方位的合作。“农民合作社由于本质上是弱势小农联合而成的组织，因此才应该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创新；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农民互帮互助、共沾利益、共担风险，把市场行为造成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解决。”[4]同时，温铁军还从他的乡村建设实验总结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在于建立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伍。而贺雪峰等力图建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 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则更注重农村社会的组织重建和文化重建，主张通过“低消费、高福利”来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通过建立老年人协会和农村文化活动中心，给农民提供一个公共的、有品位的、适合他们需要的交流场所。组织重建和文化重建的目的，正在于“让村民对未来充满信心，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5]

四是政策部门的研究，体现相当浓厚的政策色彩。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提高，新农村建设搞不下去；（2）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乡镇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必须与农民要求和承受能力相适应；（3）通过城乡统筹解决农民最无奈、最无法解决的问题；（4）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6]可见政策规划主要着眼于经济与制度等宏观领域。

以上各种观点的差异，实际上可以归为两类，一是以农村和农民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二是以国家（或农村以外）为本位的新农村建设。前者的视角是农村和农民，后者的视角是农村外部的国家制度和政策安排。

（二）新农村建设的国际和地区经验借鉴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农村建设的具体经验来反思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这本身就说明新农村建设属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本身对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如何建设新农村等战略问题，仍然缺乏系统的、明晰的本土化创造力。当然，经验总是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的。而我国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已对此开始关注并持续至今。文献成果有李水山、许泳峰合著的《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李水山著《新农村建设启示录：韩国新村运动启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刘志仁论文《日本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北京观察》2006年第5期），吴敬学论文《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国改革》2005年12月），于建嵘论文《农会组织与建设新农村——基于台湾经验的政策建议》等。

研究一致认为，日、韩两国的农业与农村特点与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整体情况与我国的现状大体相同或相似。因而，这类研究基本以经验介绍、模式总结和政策建议为主。如“日本在推进两次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无论从政策设计，还是规划制订，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坚持推行自下而上的原则，充分倾听农民的意见，把握他们的需求，并不断引导他们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进而“日本农业与农村现代化之所以能在亚洲独树一帜，之所以能在农业经营规模狭小的不利条件下开创实现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先河，关键是国家建立并不断健全了各类保障机制，从而确保了农业和农村的各项制度能在良好而顺畅的环境下运行。”[7]这等于主张新农村建设不仅要调动农民的自觉参与，更要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障。

吴敬学的研究则指出，韩国政府实施新村运动，主要采取三大模式：一是在新村运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二是在新村运动发展中期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三是在新村运动发展的后期逐步转入国民主导型发展模式。[8]其借鉴意义在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分阶段、有层次的展开。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等人认为，韩国新村运动的内涵就是脱贫致富，基本精神是“勤勉、自助与协作”，其引申意义就是通过教育，培养、激发国民进取、向上的精神，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这对我国的启示有：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可以做到同步推进；要形成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体制机制；统一规划、突出重点、以城带乡、提高实效；政府可以借助于行政机制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承担起要素的配置任务；要针对农村的实际，考虑到农民的思想认识水平，积极搞好政策引导和思想发动，使行政手段更好地发挥作用[9]。

可以说，大部分的研究都重点关注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的启示，甚至于有非理性之嫌。当然，也有研究指出，在如何借鉴韩国及其它国家新农村建设的经验问题上，应该冷静、深入地思考。如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马宝成认为，在借鉴国外的相关做法与经验上，我国需要特别注意国情的差异、发展水平的差异、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农民整体情况的差异。他认为我国在新农村建设问题上不可搞“一刀切”，一定要因地制宜，突出多样性，同时要注意培养新型农民，在此基础上结合创新激励机制，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10]。

在地区方面，于建嵘通过对台湾[11]农会组织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主张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农会组织”，培养新农村的行动主体，使国家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同时，他还分析了农会与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并提出政策性建议：一是对目前农村乡镇管理体制进行精简，建立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农会组织；二是农会组织的性质是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性社团法人；三是建立以乡镇、县和省及全国为基层组织的农会系统；四是按照议会分立原则，建立由理事会、监事会和总干事及具体职能部门组成的治理结构。[12]这是一套借用现代股份公司运作规律并彰显民主色彩的制度设计，如果能运作起来，必将给农村带来新面貌。但笔者以为，首要的问题在于政府对农会的认识的转变[13]。而贺雪峰和仝志辉等人则指出，在国家公共权力基本退出乡村社会之后导致的社会秩序和公共资源失控的现实环境中，提倡建立这种非强制性的公益组织有可能事与愿违，遭遇乡村社会的灰化困境。

（三）大陆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比较

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的总结研究，实际上也构成新农村建设实证研究的重要部分。有关人员通过对我国目前新农村建设中效果较好的个案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进而过渡到对新农村建设的区域研究。研究普遍认为，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开展比较成功的主要有江西赣州“五新一好”模式[14]、浙江绍兴县“破旧立新”、“推陈出新”及“革面洗‘新’”模式和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巴伐利亚”模式[15]。蓝海涛在逐一分析三地新农村建设的各种条件之后，得出结论说，我国各地只能因地制宜地选择新农村建设的路径；要抓紧制定并始终如一地分阶段、重点实施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建立健全政府公共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建立奖勤罚懒的地区和村庄分类激励机制；新农村建设要逐步从行政推动型向法制推进型过渡。[16]

有学者则尝试从案例分析中探讨出我国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选择模式。如陆耀邦认为，我国新农村建设中，东南平原地区应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主；西部山区可先从治理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提高生产能力做起；边境地区要主抓边贸和旅游，体现民族特色，融合外国风情文化。

（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基础

2000年以来，“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关注。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试图重振农村建设的活力。2006年更是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使得我国农村开始步入“后税费时代”。

尽管全面取消农业税可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有关研究并没有一味地为这一政策叫好。相反，有学者指出，新农村建设不得不直面“后税费时代”国家公共权力退出农村后的乡村秩序失范和组织、治理的困境。此外，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也使新农村建设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高度的农村人口流动、农村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衰落、乡村组织的弱化和农民的日益原子化等问题构成新农村建设的现实基础。

贺雪峰曾冷静地提醒说，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式依然严峻。原因在于“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组织大多数瘫痪，并且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空前匮乏。李昌平则在《农业税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功能》一文中完整地阐述农业税的正面效用，认为它具有调节农业生产结构、调节乡村之间各种利益关系、增强基层政府信用、弱势群体福利救济以及农民与政府博弈的功能。李昌平作为一个基层组织的运作者，深刻体会到“后税费时代”如果不能及时建立配套的补救制度，势必导致许多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凸现，导致传统制度、机制和服务体系的彻底崩溃。温铁军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如果不能尽快建设良性的基层组织，黑社会、非法宗教势力就可能迅速崛起，进而控制农村。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博士认为，只有一个健全的、先进的、坚强的乡镇政府，才能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帮助农民进行自我组织。

这些观点显然与“转变职能派”、“合乡并镇派”的主张截然不同。当然，这并不是只要一个强势的基层政权，而是说“后税费时代”的基层组织不能全面退出农村社会，且要在推动村民自治、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培育新农民等方面有所作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在目前来说，仍然是处于国家主导的范式内。一个软弱的乡村基层组织只能导致乡村社会的灰化和边缘化，久而久之便会摧毁农村社会的信仰和文化认同感。

在人口流动频繁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也必然的与流动性挂钩。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共有1.2亿多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如何实现人口流入村与人口流出村以及人口双向流动村的良性治理，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而对流动人口本身的治理就存在一定难度。徐勇在其著作《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指出绝大多数农民未经商品化意识的培养便直接投入现代化的浪潮，是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徐勇从他的政治学研究出发，对农民流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农民流动是联结外部输入[17]与内部发展[18]的重要媒介。但他同时也指出了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的困境：有流动无发展——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有流动无突破——乡村结构的再复制；有流动无安宁——乡村秩序的失衡性。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不可否认，徐勇对乡村治理的困境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独到的。但似乎由于政治学自上而下看的思维惯性，徐勇失去了从农村和农民的本位来构建乡村治理良性基础的可能。徐勇自己也曾论证过，“正式制度的引入能否成功，与非正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19]而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制度的改革，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失调，增进城市化，还是值得深化论证的。

（五）新农村建设视野中的乡村建设运动

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以贺雪峰和温铁军等人为代表主持的新乡村建设实验，与20世纪20-30年代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血脉相承之缘，在某种程度上，今日的新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当年的乡村建设实验。只不过，二者的宏观背景不可同日而语。而对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主持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也对新农村建设及其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学界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它既不同于当时国民党推行的改良政策，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界就此展开了多角度、多学科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包括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人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如李国忠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都体现了人类有目的地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较大的作用[20]。

张利群通过对梁漱溟哲学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根据、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特色以及乡村建设理的现实意义的研究，提出加快农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三农”问题必须通过综合改革和建设的途径来解决，同时要加快农村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张利群还认为，“以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实验个案，作为一种建设思路和模式，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和进一步思考”。[21]正如美国学者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淑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的那样：“并非任何事情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梁漱溟）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他的思想在当时不易被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 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概括和再审视，提出乡村建设理论本质上是中国本土化的参与式发展理论[22]。认为梁漱溟与晏阳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领导乡村建设实验中形成的经验和理念至今仍是农村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参与式发展理论对中国这样一个各地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当地人民积极、主动的参与中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六）其他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主题外，学界还针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与乡镇体制改革、新农村建设中的组织问题、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新农村建设与大众传播等课题进行了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人员对新农村建设展开了质疑。胡景北撰写《质疑新农村运动 衷心希望不重蹈覆辙》一文对林毅夫提出的新农村运动、温铁军提出的新乡村建设以及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质疑和担忧。胡认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缺乏明确的含义，尤其缺乏可操作的目标，而代之以某种理想的宣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和配套性经济政策也缺乏针对性，某些政策建议可以用来解决某些基本问题，但并不适合用来解决“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此外，胡景北还认为，新农村建设必须明确中国农民的实际人数，且无法回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业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23]。

显然，胡景北的质疑具有较浓的经济学色彩。他的质疑源于担忧不合理的农村经济政策对广大农民和农村的不良影响，无疑是在学术公开、自由辩论的情境下发出的理智声音。但胡景北的质疑仍然没有让我们看清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政策首要的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也体现不出新意，是受了经济学将中国“三农”问题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束缚。实际上，以单纯的经济学眼光来看待新农村建设，不仅在实践上被证明是有误区的，而且在理论上也失之偏颇。毕竟，转型中的“三农”问题不是单一的农村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农村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三、一个总结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研究正朝着多学科、多角度、多视野的方向发展。其中，民间新乡村建设派在理论建设和实践上都具有不小的建树，尤其是他们所主张的田野调查与乡村建设实验具有较强的场域吸引力，培养着中国的参与式发展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仍然以政策研究为主，学理研究显著不足，不仅局限于一般的经验性研究，且存在着较大幅度的低水平重复。而理论研究如果不能建立起自身的体系，低水平生产将是不可避免的“死胡同”。一方面，是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还未经历长时间的论证和检验，各学科之间缺少交流与争鸣；另一方面，是由于热点问题研究容易产生“搭便车”和随波逐流效应；此外，政府的高度重视可能无意中造成了学理性研究的沉默。诚然，纵观我国“三农”研究中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无一不是经历了从政策性研究到学理性研究的转变。应该说，重返学理研究的专业化，才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所在。为此，更加关键的是对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强调以农民的角度、从农村社会内部来研究新农村建设的意识。通过探讨新农村建设在农村社会成功运作的现实基础，才能减少外部政策被扭曲的可能，避免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集体失语。对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加真实地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进程，更好地反思和调整理论支农实践，构建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加深我们对乡村社会自身结构和特性的认识。

其次，应在新农村建设的框架内，加深对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经验的比较研究。通过对经验的总结和深化，解释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不平衡的深层原因。从研究方法上讲，这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从个案研究到区域研究，再到分类比较研究，是新农村建设研究的应有作为。区域研究和分类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农村人口基数大，但各地的现实情况差异巨大，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可能产生。从个案研究提升到分类比较研究，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建树，不仅具有现实可能性，也具有较强的理论魅力。贺雪峰就认为，以区域性研究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是认识乡村社会性质的灵感源泉，也是理解制度安排效果的关键。

此外，多一些对新农村建设的质疑（或曰批判），也是必要和有益的。不管这种质疑是针对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规划。只有经过充分的论争和探讨，填补新农村建设研究的盲点，才能使历久弥新的理论不断发展，并淘汰那些缺乏生命力的理论模式，尽量减少政策的不合、不公。新农村建设研究热的冷思考，可探讨以下问题——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变化问题（如留守少年在建设新农村中的可能性）、乡土观念的演变、新农村建设的公共与私人领域、新农村建设理论的积累与传承（如新农村建设能否在一定逻辑起点上构建自身的理论、不同的研究之间如何实现交流和对话等）、广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得失（考察我国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传播学（媒介影响力的发挥与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如何、乡村受众媒介素养与观念变革）等。

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三农”问题未能得到圆满解决，新农村建设及其研究也就一日不可偏废。尽管在这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战略影响意义的征途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主体是农民。

[1] 张荣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 刘燕，张荣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综述》，《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11月；

[3] 王习明：《新农村建设与老年组织的发展——以荆门、洪湖、兰考实验为例》，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P245-246。

[4] 何慧丽，温铁军：《着眼点在农民，着力点在农村——兰考新农村建设实验的具体经验》，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P237。

[5] 载《乡村治理与社会主义建设新农村研讨会综述》，《政工研究动态》，2006年5月。

[6] 陈锡文：《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2005年第11期。

[7]刘志仁：《日本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北京观察》2006年第5期。

[8]吴敬学：《韩国的“新村运动”》，《中国改革》2005年12月。

[9] 李强，姜爱林，任志儒：《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效、基本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年11月。

[10] 马宝成：《冷静看待国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三农中国网。

[11] 有学者指出，台湾的农村建设是世界上最好的典型之一。而晏阳初等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是其中的积极因素。

[12] 于建嵘：《农会组织与建设新农村——基于台湾经验的政策建议》，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P275-288。

[13] 历史上，农会组织曾经是中共用来宣扬其革命思想，组织工农联盟进行夺取民心和政权的有力武器。

[14] 即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型经济组织，塑造新风貌，创建好班子。

[15] 即德国巴伐利亚州运作成功的农村发展模式，主要做法是：制定规划，整理土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工业园区，培训农民，修建公共设施，改善居住环境，推进村民自治，倡导文明生活等。

[16]蓝海涛：《我国部分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月刊) 2006 年第3 期。

[17] 指从农村外部输入的现代化制度安排。

[18] 指乡村社会发展的地方性知识、本土化思维、内源性条件。

[19] 徐勇，徐増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08。

[20] 李国忠：《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21] 张利群：《论乡村建设理论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2]崔效辉：《乡村建设运动：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4月。“参与式发展理论虽然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其价值取向却是以人为本的，这解决了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谁是发展的主体’、‘谁是发展的受益者’这样的根本问题。”

[23] 胡景北：《质疑新农村建设 衷心希望不重蹈覆辙》。

【参考文献】：

1、潘维、贺雪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2、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徐勇，徐増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